我们看“文革”，它一方面把一种艺术推到极端，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缺陷，时间长了容易造成人民倦怠。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但是人民在里面有点儿无所事事。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民普遍进入一种文化倦怠状态，觉得什么都没劲儿。其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但他就觉得没劲儿。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老百姓觉得这政治没什么意思，看那林副统帅都是坏人，要谋害毛主席。林彪死了，就把林彪骂得一钱不值。这是我们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谁犯了错误，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连林彪打的仗都否定了，说辽沈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林彪光犯错误。而且林彪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犯错误的，从井冈山就犯错误，说林彪一直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林彪就没好事！而且不管谁犯了错误呢，他的夫人一下就变成了“老婆”，这很有意思。这人没犯错误的时候，就介绍某某啊，他的夫人怎么怎么样；这人一被打倒，就是他和他的“老婆”。这个风气特别不好，我说这就是三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三俗——落井下石，趋炎附势。

人民到七十年代中期就进入一种不去独立思考、随风倒的状态，就忙着个人家庭的这点儿小生活。据我的记忆，我生活的地方，大概整个七十年代吧，城市的人民在干什么？男的就在打家具，女的就在织毛衣。那些妇女天天都想着搞一个什么花样，勾一个什么东西，勾一个门帘呀，勾个桌布呀……成天找这些，互相介绍这些，每天就是“上七针下八针”，每天搞这些；男的在家里打沙发，打个壁橱呀，打个碗柜呀……天天弄这些，而且他们的那些原料都能源源不断地弄来。说我家要打个立柜，明天我到厂子里拿个板去。社会主义工厂嘛，可以随便拿，家里缺什么都到厂里去拿，那时候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当时觉得这是幸福，这是社会主义好。今天看来，其实是工人阶级开始慢慢丧失阶级自觉性。工人阶级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后，就开始没有思想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上当。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咱们发奖金，谁干得多，多给两块钱奖金，就会跟着那个人跑，而不管它的后果如何。他不知道今天给你发了奖金，十年以后你就下岗，他是想不到的。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文学、文化身上，这些东西要系统地来考察。

经过“文革”到了新时期的时候，新时期一开始的文学叫做“伤痕文学”，大家可能都记得。伤痕文学对以前的文学，对“文革”的文化起到一个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大家知道卢新华写的《伤痕》，刘心武写的《班主任》等作品，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非常低。刘心武就说，别提我那些个作品，现在没法看。他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都是小学生作文水平的，里边还有各种硬伤，这不用说了。但是通过伤痕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等等，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作为个体的“个人”开始重新得到关注。

“文革”关注整体的人民，每个人都和整体的人民，和一个集体连在一起，比如潘冬子一个小孩，他也跟中国革命连在一起。潘冬子在米店老板的店里，半夜里望着月亮想：延安是什么样子的？他跟全中国连在一起。而新时期这个时候，个人变成了独立的、孤独的原子，跟集体切断关系，使人感到一种新鲜感。第一次看这样的作品很好玩呀，就讲一个人的事，跟谁都没关系，像郭凯敏跟张瑜演的《小街》。

这个时候是在某种程度上向“十七年”回归。也是在这时候，就在七六年以后，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这几年，很多老电影开始重放。我是在“文革”之后看了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而且我看这些电影也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因为“四人帮”否定“十七年”。我一看这个，就很痛恨“四人帮”，我说“四人帮”这么坏呢！这些电影都挺好的，怎么说它们不好呢？这个时候回归“十七年”，经过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八十年代过来的朋友会记得这些名目，今天早就烟消云散了。不是研究文学的都不知道这些名词，什么先锋文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