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齐王村的拆迁动员大会开得十分隆重，一大早，高音喇叭就可着嗓门叫开了，满天空是它绽放的美丽花朵；大胖子镇委书记的主题讲话洋洋数万言，还不断地挥动着手臂做手势，很给力。社区建设，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灿烂前景，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齐王的村民们却无一人应和。下午，心急的工作队员就开始往墙上刷那“拆”字，孰先孰后排好了顺序。第三天，一队推土机、铲车就意气风发、胜券在握地开过来。然而它们开到村头却被挡住了去路——齐王人已经在进村的两个路口用煤气罐垒起了高高的堤坝，爆破手就在“堤坝”旁边待命，推土机、铲车再向前一步就是他点火引爆的命令。

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对阵是多么尖锐。一边是逢山山躲、遇河河退、无坚不摧、铁履带能碾平一切的拆迁大队，一边是同仇敌忾、寸土不让、宁可搭上性命也要保住自己家园的村民。两强相争鱼死网破，情势紧张到一触即发。如果那推土机、铲车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加大马力一拱；如果那一手放在煤气罐阀门上、一手持打火机的村民急了眼、发了疯……这里顷刻会化为一片弹坑、火海——多么可怕！好歹，第一次，双方还有所克制，还只是对峙着。这样到了晚上，夜色暂时把矛盾模糊、化解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次日黎明时分，两辆卡车载着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机关干部、治安小分队队员，由警车开路（警车一反常态没拉警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齐王村。这次来主要目标是把带头闹事的（已连夜打出一串黑名单）抓起来。打蛇打七寸，把他们的组织者打掉，拆迁工作就可顺利进行了。不料，村头的一户人家，男子闹肚子上厕所，意外地发现了“敌情”。他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就到外面喊人。说来真悬乎，“迷彩服”们也下车了，村民们也在街上列成方队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站在一起，手里紧紧握住铁锨、锄头、棍子、钢叉，严阵以待。那边的警犬虎视眈眈，这边的家狗也横眉冷对。而有的年轻村民则爬到墙头、屋脊上，抢占“制高点”，砖块、瓦片就在脚下……

从此，齐王村设了“岗哨”——是老头儿、老太太们义务担当的，随时注意村外的动静。

有些问题我不明白，问二姑父：“住新楼房不也很好吗？”

“咱也不是不想住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楼房，可咱住不起啊！”他嘴角咧了咧，似是一丝苦笑，“听说住楼房得交不少物业管理费，咱又没工作，地里那点收入也就够填饱肚皮的。再说咱那锄镰锨镢、犁铧耢耙往哪里放？干草秸柴火棒往哪里堆？楼上有猪狗牛羊的房间吗？……咱庄稼人就是土命，就像庄稼棵儿，根得扎在土里，吊在半空的高楼上，和土隔开了，还有活路吗！”

我还以为二姑父会说住楼不习惯，像装在罐头瓶子里，闷得慌，哪里比得上平房小院，四敞大亮，进出方便呢。看来我并不了解农民，要不就是这些他们已顾不上计较。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俺们到省里上访，人家省领导也知道俺条件达不到这一步，让停止拆迁，可下边这些狗娘养的却不按上级说的办，还是逼着搬。”二姑父又愤愤地说。

“他们为什么这样？”

“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低价把咱的地弄到手，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他们才有大吃大喝的钱，一个个才吃得那么肥……”

我想起去年春天到邹平县的鹤伴山去，这里新建起一个旅游景点，邀我们去看看、玩玩，顺便给他们写篇文章，吹一吹。我们去了十几个人，镇上的接待很排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镇经济很发达，富得流油。镇长是我在大学教学时的学生，我问他：“旅游收入很可观吗？”他说不能指望；“企业搞得很好？”答也不咋样；“农业呢？”他反问我：“现在有谁还靠农业？”“那你们的优势是……？”“房地产开发呀……”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社会上议论纷纷，怨声载道：市里没钱花了就盖楼，县里没钱花了也盖楼……打着新农村建设的幌子，另搞一套，不把子孙后代的家当糟蹋光不罢休……

可我立刻在心里否定了这一点，群众带着情绪说的事情很难说多么靠谱儿。我宁愿相信这主要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像他们讲的那样，一些人就认定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当然不能不说这个认识也有失偏颇。我对社会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搞不清城市化是否在本质上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农村就是落后的，该淘汰。单从建筑美学角度看，城市也未必绝对的好看，农村就丑陋；田园是另一种美，如果真要“彻底消灭农村”，地球上没有了草房，一色的高楼大厦，那会是多么单调！

二姑父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很费力，接下来的话简直含混成呻吟了：“老百姓盖座屋容易吗，那是一辈子的血汗啊，推土机三下五除二就推倒了，造孽啊！”

这时，二姑回来了，我和妻子走出屋。妻子嗔怪道：“大过年的放什么哨哇，外面这么冷！”

“越是过节越不能放松革命警惕性啊……”二姑倒挺幽默，她经历过“文革”，说这种语言是很熟练的。不过她说得也有道理，去年春节海南某地就爆过一则“奇闻”：一群捡垃圾的外地人，搭帐篷，钉板房，居住在市郊，逐渐形成了一座“垃圾村”。规模大了，有碍观瞻了，有关部门就责令他们迁走。他们无处可去，就赖着不动，有关部门也拿他们没办法，时间长了他们也觉着人家认可了，没事了。可是春节他们回故乡过完年回来，却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家”了——这里已被夷为平地，板房、帐篷不翼而飞。

好久没见二姑了，算起来她已是七十来岁的人，这两年侍候姑父，吃苦受累加焦虑，头发全白了，本来就瘦弱的身子越发单薄，走起路来见了迟缓。但耳朵还很好使，在院子里就听到我们的谈话，进屋后她制止了二姑父，这不仅因为二姑父说话不利落，还因为他有病出不了门，对外面的事只是“转述”，而她是亲身参加了“战斗”的。确实，她说得更具体，而且说起来情绪激动，仿佛一个在一场正义战争中流过鲜血的战士，脸上跳荡着骄傲的神采。说着说着，她停下，到里屋取出一样东西：长棍子一头套着铁筒，铁筒上裹满了“乱刺”——焊上去的一根根两寸长的钢钉，她叫它狼牙棒。她握着木柄，做了一个往下劈的动作——这家伙如果落在人身上，一下就让你血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