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米尔纳德爆发过一场关于使用童工的争论。当时，人们发现斯瓦卡斯镇的各家火柴工厂雇用了大量童工。由于这些工厂属于家庭手工业，因此劳工法对它们的限制较为宽松。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瑞典企业温科公司（Wimco），其生产基于现代机械，使用劳动力较少。温科公司抱怨说当地实行着不公平的劳工法，一场争论随之而起。在这场争论中，几乎每个人，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活动家，都联合起来反对这家外国的跨国公司。最终，对温科公司用于资本密集型生产线的进口机器，政府加重了关税。而童工现象依然继续。当发生冲突时，来自政界的各派人物，包括甘地主义者，抵制外国资本都比反对童工更甚。

在印度，由于对于使用童工的情况没有严格定义，很难准确估计童工泛滥的程度。较大的估计数目是4 000万，这应该包括帮忙照看家里的商店，以及早晨为家里挑水（通常要走很长的距离）的孩子。②而至少被第三方，如火柴制造商、印度雪茄制造商、黄铜器打磨商和地毯业中间商等间接雇用的童工大约有1 000万。另一种估计童工数目的方法，是考察学校旷课的人数，大约也是4 000万。这几个数字无论取哪一个，都令人触目惊心。

儿童文盲和童工息息相关，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只有消除贫穷，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问题会自行消失。10余年前，迈隆·维纳曾写过一本极具震撼力的书《印度的儿童和政府》（The Child and the State in India）。他在书中指出，印度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儿童文盲和童工是贫穷的结果而非原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都曾实行过义务教育。维纳举例说，在德国，马丁·路德提出所有人都有通向上帝的无尚真理的权利，在这种新教教义的影响下，早在1524年，德国政府就已经推行了儿童义务教育。出于同样的原因，1647年，马萨诸塞州政府也对儿童实行了义务教育。1872年，日本为了赶上西方国家，将教育视为强国的关键途径，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而苏联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也是从学校教育入手。③中国也在实行类似的政策，它的识字率超过90%，而印度不足65%。

维纳指出，印度的文字工作都做得冠冕堂皇：颁布了严厉的法律，并在1950年《宪法》中高调写入有关儿童权利的规则。然而，这些法律一旦进入实行阶段，各机构又普遍表现出漠不关心。与此类似，印度虽然早就规定某些嫁妆习俗、不可接触制度和童婚违法，但时至今日这些现象依然颇为盛行。正如我们所见，其中一些问题，如嫁妆习俗，则显得更为严重。维纳将这些法律归结为：“一种现代护身符，只能希望文字本身的魔力发挥作用。”几百年前，来到印度的外国学者，如阿巴儒尼和法显，就曾注意到婆罗门“言”胜于“行”的倾向，有时甚至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维纳还强调指出，虽然高种姓精英阶层承认所有人机会均等，然而一旦到实践中，他们的所做与所言就有天壤之别。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简明扼要地将其归结为：“这个国家已经将《薄伽梵歌》的寓意内在化，即认为只有意向重要，不问结果。”①印度教哲学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成熟的抽象思维，举世闻名，但是它从未创造出一个马丁·路德。按照传统，低种姓阶层从不允许阅读印度教的古典经籍。这种传统依然徘徊在今天的印度，否则将如何解释一个在两代人之前就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现在还能容忍每天有近4 000万的孩子旷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