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我拜访了位于北方邦的印度“地毯带”地区。圣城瓦拉纳西周围的三个区域的工厂大多是家庭手工业，共雇用了大约50万人，有17。5万台手摇纺织机。②数万名儿童加入到地毯生产过程中。于是，这个地区受教育率为印度最低也就不足为怪了。陪同我去参观的是德里的社会学家迪潘卡尔·古普塔，他推荐我去考察宜家公司代理的一个项目，宜家是瑞典家具连锁商，它在该地区购买地毯。这个瑞典企业考察并驳回了现有的“地毯标志”（Rugmark）计划，该计划是由一些国际企业联合施行的，在西方，印有“地毯标志”标签的地毯标志着在生产过程中未使用童工。宜家公司要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持调查此项目。正如我所发现的，“地毯标志”所保证的未使用童工值得怀疑。和所有家庭手工业一样，地毯生产高度分散，而在几万个乡村，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地毯标志”巡视员，因此，从体力而言，这些巡视员不可能一一证实“地毯标志”的声明。

我们沿着狭窄、尘土飞扬的马路开车前往这个区域最偏远的村庄，去考察当地的一所“过渡学校”（bridge school），童工们在进入主流学校之前，要在这种学校进行一年的集中学习。在村庄的池塘边，孩子们坐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印度楝树下，用地毯的绳结学习数数。在另外的村办课堂里，他们的母亲正在学习更好地制作地毯的方法（他们的父亲大多在城市里打工）。在印度，地毯业中赞成使用童工的人为童工的存在寻找了4个理由。首先，这些孩子的父母太穷，无法负担学费；其次，教育对他们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所学用不到实践中；再次，他们是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工作，因此这种工作环境合情合理；最后，童工对打地毯绳结的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手指比较纤细。我曾相信最后这个理由，但即使这个理由也不堪一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将此称为“细手指传说”。事实上，打地毯绳结的过程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成年人显然更适合此项工作。“我们全使用成年工人后，地毯的质量明显提高了。”费达·侯赛因说，他是豪华地毯公司（Deluxe Carpets）的所有者，该企业为宜家公司提供地毯。

至于宜家公司，其投资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会认真实行该项目。宜家公司支持在地毯制造业使用成人劳动力的运动，也创造条件使支持该计划的家庭得到回报，从而消除企业可能面临的消费者联合抵制的威胁，也免予在西方形成于己不利的舆论。同样重要的是，该计划也使宜家公司投入的资金增值，因为成人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远高于儿童。“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人权观点常常与盈利观点相悖，”迪潘卡尔·古普塔说，“但是如果做得恰当，友好的行为往往会盈利更多。”

这样的观点可以用到更广的范围，去理解印度长期面临的最令其烦恼的一些社会问题。虽然印度极力想创建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却举步维艰，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大部分农村成人劳动力未接受过最基础的教育。即使对于最基本的小部件制作，工人仍然需要会阅读简单的说明书。然而，目前这种极不完善的现状，却得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群体的支持，如甘地主义群体和工会成员等。维纳举例说，在印度大型茶叶种植园的工人，都是使用童工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希望孩子继承自己的职业。甘地主义激进分子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儿童在一些传统行业，如玻璃制造或地毯制造业进行早期学徒培训，会让他们拥有一种相对实用的生活技能，这是任何正规的教育系统都无法提供的。这些观点固然有些正确之处（同时也因为印度的公办教育系统实在太不完善），但认为应该子承父业的观点恐怕过于保守，而且在无意之中（或有意）否定了孩子足够大时自己做选择的权利。在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社会，这种观点会成为裙带文化的基础，使政治家和管理阶层大伤脑筋。从本质上说，这与种姓制度和维护世袭职业相关。维纳将此称为“社会再生产”：“简言之，工团主义者，如大多父母亲、雇主、教师和教育官员，以社会再生产原则为指导设定了一种社会秩序。”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从印度学到很多东西，诸如宽容、多元化的驾驭以及将民主植根于一个传统社会等。许多欣赏印度美食、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和哲学的人，会对印度的一切怀有持久的兴趣。如果世界贸易仅限于文化产品，那么印度将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然而，在实践上而不是原则上，印度始终未能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利。尽管印度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计其数的学者、记者、活动家和评论员等均对此加以详细阐述，而且已被普遍承认为一个现实，但是在实践中，印度的“行”远远落后于其“言”。尽管印度的种姓制度和高种姓阶层的传统心理已经有所改变，并且将持续走向衰落，但还远未消失。男孩和女孩同样重要的观念也远未深入人心。正如我们所见，印度长期较高的文盲率、妇女的低下地位、低种姓儿童的经济劳动和某些传统思维使印度社会付出了道德代价。孩子们应该是无价的。这些传统的延续同时还会使印度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是这个国家难以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