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没想过救国救民，但是韦小宝也不是坏人，他有一条人生的底线——讲义气，所以韦小宝恰恰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本来面貌。尽管我们没有他那么夸张，没有他那么幽默滑稽，没有他那么无耻，但是基本的要素我们是差不多的。

我们大多数人都谋划着自己的简单生存，但是，我们轻易也不做坏事，我们讲哥们义气，你帮我做了好事，下次我也帮你做，有钱大家花，这些我们都能做到。所以，韦小宝这种人物的存在，是最“侠义”精神的一个反动。

因为金庸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写出萧峰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之后，就没有办法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突破了。你还能想象出一个比萧峰还英雄的人来吗？想象不出来。我觉得江姐、杨子荣，都不如萧峰这么伟大，尽管他们都是伟大的，都是感人的，但是他们的死都没有萧峰之死感人，萧峰是为天下苍生而死，而且他可以不死。

既然没办法超越，金庸就把这个东西推翻了重来，写了一个完全没有“侠”的事件。

我有一个比喻，不知道是否恰当，就好像毛泽东建立了非常伟大的红色政权，我们把美国打败了两次，谁能毁掉这个政权？不能毁掉。但是，毛泽东看见这个政权里的人腐败了，就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机器——公检法砸烂，让你们腐败，让你们欺压人民，都给你们弄下去。

金庸就是这样，他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侠客，然后再写一个《鹿鼎记》，把他轰然击毁，就像最近9月10日，科学家们在瑞士做的“电子对撞”实验一样。在《鹿鼎记》中，所有的英雄都黯然失色，满身武艺有什么用？陈近南在天地会想“反清复明”有什么用？没用，反不了。

韦小宝之所以站在天地会这边，是为了讲义气，他并不是为了反清复明，所以康熙有一次跟韦小宝发牢骚，说：“我当皇帝这么勤劳，日夜不休息地批改文件，哪儿有水灾、旱灾我都去救济，我是多么好的皇帝啊，我做皇帝难道比不上明朝那些皇帝吗？比不上他们老朱家那些人吗？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我呢？就因为我是满族人吗？”

康熙其实就是说，难道就因为我是少数民族，你就看不起我吗？我工作这么卖力，当个皇上都不行？康熙很委屈啊，这么玩命地干，天天读书，操劳工作，就因为我出身不好，你们就看不起我。最后康熙说了一句：“我就不明白，天地会的反贼为什么一定要‘反清复明’？”

康熙有一肚子委屈，韦小宝也讲不清这个道理，怕皇上生气了，他就跟皇上说：“别生气啊……”从这里，你读不出一点儿的英雄气概，全被市井气息所覆盖。当时有人怀疑这不是金庸写的，因为这不是金庸的风格。

这就像是金庸用一部《鹿鼎记》否定了他前边的十四个作品。“侠义”精神固然伟大，但那是一种我们要弘扬的理想，这个理想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韦小宝，却没有萧峰，萧峰只是我们的理想，在我们生活中能有几个张无忌、令狐冲，那就谢天谢地了，像萧峰、郭靖这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百年一遇啊。

我们需要扎扎实实对付的是韦小宝。韦小宝并不是坏人，如果这个人是个明显的坏人，那好办。我们今天反腐败为什么这么艰难？原因也在于此了。难道那些贪官都是坏人吗？不。如果他们都是简单的坏人，那反腐败就很简单了，把他们都抓起来毙了就完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些贪官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你信不信，你到那位置上也贪。不是那个人坏，而是那个游戏规则坏。规则坏了之后，谁到那个规则里，都得照理出牌，按规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