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 情

下雨天，黄侃总是穿着木屐到学校上课。

“木屐”又称“钉鞋”，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

上完课天晴，黄侃即换下木屐，用报纸包上，挟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识，见黄侃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他生病了，便登门探望。系主任问其故，黄则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

从此，黄侃就离开中央大学。

四、诗人看得起谁？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裸体朝堂击鼓骂曹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柳亚子在这里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气势要来得大。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言语，连柳亚子私下也认为，自己比祢衡还狂。

五、诗人之死

我有一篇文章《诗人之死》是写诗人王昌耀，我写道：艾青是1996年一个春夜走去的，来自泥土，终归还于泥土；四年后，昌耀被肺癌一寸一寸吞噬了骨肉和灵魂，也弃世了，亦是春日。春是拒绝接纳诗人而把他们关在生命之外吗？

昌耀有篇《凶年逸稿》，记述的是在祁连山农场，“一个被称做绝少孕妇的年代”，饥馑遍野，“我们因饥馑而恍惚”。那时，诗人和难友在青稞熟了的时候，白日劳动把裤腿扎紧，偷着把麦穗捋到裤子里，晚上就找工具在隐秘的角落炒青稞，工具就是偷藏的脸盆。一个夜里，大家在窑洞里各自靠着自己的被子吃炒青稞。黑暗里，一个人溜进来，悄悄坐在像耗子一样偷吃青稞的囚徒当中，他把手伸给昌耀，昌耀就给他一把，就是这样，满窑洞的喉咙响。

第二天出工时，昌耀却被从队伍里拉出示众，原来夜里溜进窑洞的人是一个管教干部，他让诗人把脖子像鹅颈一样扭来扭去，以供大家观赏，他说：看啊，这个耗子，偷嘴吃吃得多肥，肥得连脖子后面都有肉褶了！囚徒们大笑起来。

就是这摈弃了人的尊严，像耗子一样为了生存而攫取的一份食粮，使诗人没有成为祁连山的一把白骨。那个时候，诗人艾青以衰暮之年也在边地流放，艾青说，那个年代死了人就像死了一条狗。

诗人活了下来，他在《慈航》中写道：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而我是在从一个谦卑贫穷的鲁西平原小镇，到同样谦卑的小城读师专的时候，读到昌耀诗歌的。那是一本名叫《文学家》的创刊号，上边就有《高车》，但和后来的选本不同，没有小序，是5段10行，而后来通行的版本是小序加8行诗句，但我一下记住了那负荷沉重的青海的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从天地间旋动而去”。我们知道，高车是青海农牧民的一种工具，一种最朴素的农业的象征，然而也是最落后的民族的伤痛。

昌耀的诗给人的是一种灵魂的惊颤，他笔下的汉字让人感到陌生，而汉字的表达却是苍茫。它是一，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一，昌耀是大地和苦难分娩生成的。

然而这样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段时间被出版机构排斥在外，他曾在报刊上登载启事，声明自己“因书稿屡试不验”而决心“自费出版”，这是一本叫做《命运之书》的书稿。

昌耀患的是肺癌，生命后期形销骨立，腿上的皮就像纸一样，一捏就叠在一起，他无力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当他疼痛时，就屈着腰，用两个膝盖顶着胸部，在床上嚎叫，也不愿上医院，实际想省些钱留给孩子，孩子一个待业，一个正上学。我想到昌耀笔下的母狼，“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河床）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2000年3月23日，龙年，岁在庚辰，序在春日，早7时，青藏高原，天色甫明，形销骨立的老昌耀，从病房的三楼跳下，8时血压下降，9时瞳孔放大，9时45分心脏停止跳动，终年65岁。后二日，我得到消息，悲戚难已，像听到艾青之死，我写下的诗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读他的书／我们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了。”

六、尾 语

奥威尔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好的诗歌也像一扇窗玻璃，通过玻璃，可以看见诗人心的颜色以及他思考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