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200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历史上—确切地说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世界40%的财富被破坏殆尽之后，无论人们对西方国家能从衰退中快速恢复过来并像以前一样运行抱有多大的期冀，结果都将会徒劳无功。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为稳定它们的银行系统和刺激经济而采取的行动使它们背负了数额巨大的债务，这在今后很多年里将对它们国内的政策制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在这数年间，除非用大量的支出来阻止灾难的发生，否则灾难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印度和中国受排斥的时间长达两个世纪，当它们在世界体系中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该体系的一些不平等，如导致经济衰退的过度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增长率的差异将有所减少。下一次世界性的危机将不会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将会有密集的国际谈判发生，而2009年4月的20国集团会议和同年12月举行的、几乎（但并非完全）没有任何进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仅仅是这些谈判的开始。这些谈判的结果将决定新世纪的特征，将会有两代乃至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里。

在所有谈判的议题中，国际秩序的本质将会成为最重要的议题。20世纪时，人们曾作出这样的假定，即世界是或应该是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的。这一假定源于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不断上升的统治地位，而这一地位最终将会变得不可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普通人能够认识的程度；同时，这一假定还源于美国所依赖的用于解释自己独立国家地位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或许称之为“美国教”更为贴切—认为国家是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的自愿联合。然而，无论是对于理解从20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的全球相互依赖性，或者21世纪通过谈判对过去的愚蠢行为作出的补救，还是为让我们免于生活在一个更具威胁性的未来而寻求解决之道来说，这一意识形态都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通过本书，我将尝试分析我们为何要重新思考现在全球化所处的阶段，正是这一阶段让我们陷于当前的处境之中；同时，我也将尝试解释为何我们所有人—包括美国人在内—需要与那些为21世纪国际关系奠定思想基础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前提假设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还将尝试阐述为何可能存在一些非乌托邦的、可信赖的机制，尽管我们生活的世界风雨欲来，但我们还是能够开创一个比眼下更为公平、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虽然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我还是认为需要将其分为两部分来阐述。在第一部分中，我主要探讨已经发生的这一危机，探讨这次危机的根源，以及那些阻挠我们正确认识这次危机的国家观念。在该部分中，我还会探讨当一些隐藏得更深的问题逐渐被我们感知，且不能被搁置时，我们将在何时作出决定，而这些作决定的重要时刻将会决定21世纪的特征。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更为广泛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特纳勋爵说过，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对“思想体系”的“火车失事”仔细思量，而他们却习惯于在这种“思想体系”下行事。如今，应该对我们的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进行修正了，也应该解决国家认同这一问题了，而且最好能比以往更有成效。

我承认，我的书名和论述的出发点听上去有点像一个笑话。但纵使它是一个笑话，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意义。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以一种观念来进行研究，这种观念往往使得一些世纪的时间延长并出现重叠：17世纪被划定为1715年左右才结束；18世纪则被划定为1688~1815年，甚至到1832年；而19世纪则是指1789~1914年这一段时期。毋庸置疑的是，21世纪始于1989年，然而漫长的20世纪仍未结束。探讨它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我们不用等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