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几乎和19世纪末的德国如出一辙，这让他们感到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颗新星所闪耀的光芒盖过了国际星座群中的其他国家—也让人们感到似曾相识。德意志帝国是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后来者，但是来自老牌强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投资，为德国带来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极高的经济体，其规模和活力在不久之后就让其他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从整体上看，经济竞争最终还是能够为各方带来利益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和政治摩擦会使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大体上看，英国、美国和法国同属于一个共同利益团体，拥有根深蒂固的代议制度，以及相互联系的阶级构成—有的群体专门负责赚钱，有的群体则主要负责与政治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当时的德国却是一个缺少现代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有过去的独裁遗风，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团体都源自一个单独的封闭阶级—土地贵族，他们的观念、传统和利益都与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格格不入。这样一个内部分裂的社会因为一个人为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而得到弥合，并促使资产阶级对政治自主权的渴望最终屈从于他们的军事统治者。但反过来，德国的领导人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将他们的价值观展现给国人（也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就需要摆出一副好战的姿态，积极地制订战争计划，并最终转变为灾难性的现实。

德国与英国展开了军备竞赛，那时的英国尽管看上去还是一个颇具统治力的世界强国，但是在经济上已经被新一代的强国所超越。德国的海军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毫无意义却非常快速的扩张，除此之外，德国还象征性地开辟了若干殖民地，这一切举动无疑都在向国际社会发出挑衅的信息，而隐藏在背后的国内动因就是统治阶级急于维护本民族的意识形态并以此牢牢控制住国内的中产阶级。

由于缺乏一个国际框架来缓解紧张局势，消除不必要的挑衅以及推动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经济竞争最终升级为军事对抗，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国家都难辞其咎。协约国后来总是一味地将战争的罪责加在德国身上，这实际上是为了平复它们内心的罪恶感而有意为之，因为它们清楚自己当初未能放下各自的利益，遵从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团体所要求的“讨厌”纪律。

如今，中国似乎正在成为全球俱乐部的新成员，由于那些老牌成员的投资而更加蒸蒸日上，并努力超越这些老牌强国。中国也刚刚从一个相对保守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在历史上缺少代议制政府的传统，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财富和国际影响力，也给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带来了挑战。和19世纪的德国类似，中国及其古老的文化刚从一段屈辱的历史时期中走出来，在普通民众中间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些民众基本上与有钱的群体分离开来，这一点也和德国类似，只不过后者是通过世袭贵族的形式。

由于有新增的经济实力撑腰，中国将极有可能选择与美国大战一场，因为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正在失去控制，这一点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当时德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政府会面临和德国一样的结局，就算中国发生一场革命，整个世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和平。中国政府从目前来看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且比绝大部分中国民众都要清楚外面的世界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1871年上任的俾斯麦要比“一战”结束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法更加能够保证欧洲的和平。此外，深陷恐惧之中的美国感到自己的优势地位正在丧失，能源和原材料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竞争导致的国内分歧日益严重，将有可能像1900年前后的英国那样，认为与中国发生冲突、引发一场口水战不可避免，并最终升级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如果中美两国决意要一决高低，那么台湾问题对于双方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潜在的开战理由。

到最后，问题的解决将很有可能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以一种更富想象力的方式来应对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世界上的资源以及生活水平，而不是重复英国在1914年之前的做法。美国具备这样做的空间—美国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中，标志着灾难来临的转折点来得相对早了一些：1873年开始的银行破产和股市崩盘让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陷入了长久的萧条，到了1879年，这些国家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应对国内的经济衰退。我们或许都吸取过这样的教训，那就是对贸易的限制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还大大压缩了国家之间的斡旋空间，并最终导致兵刃相接。20世纪30年代那场愚蠢的保护主义风波使得经济崩溃恶化为大萧条，并导致了一场世界大战，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国现在所经历的困难时期之初，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世界和平的作用甚至超过了联合国。但是在未来几年里，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依然无处不在：美国政府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从世贸组织中退出，中国的军事实力将有可能得到显著提升，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美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指指点点），当然还包括任何可能发生在台湾、新疆、西藏或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冲突甚至战争。

但是1815年和1914年之间的选择是开放的，结局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由于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共同选择通过一个全球性架构来控制那些拥有核武器的“个性”国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人口剧变挑战。站在世纪的高度，一场危机—哪怕是一场剧烈的危机，若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将不会发展成为一场灾难。尽管如此，如果深陷困难时期的我们还沉浸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妄想里，那后果将远比20世纪的可怕，不断向我们逼近的大事件也将会让之前几个世纪的所有“前辈”都黯然失色，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人还在关心着这个数字命理学推测。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除非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更好，否则将会一去不复返，留给我们一个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