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是罪过吗？对华为来说，确实如此。

有位北大EMBA的教授在课堂上这么评价华为，“这是一家封闭的企业，因为它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恐怕忘了“祸从口出”这个成语。任正非却从来不敢忘记。

因为几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华为和任正非就更显神秘。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任正非接受过一次中央台和广东省科技日报的采访，同时陪伴采访的有副总裁郑宝用和李一男。这次采访中，任正非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不正常”，当时华为刚刚起步，只是拥有2000余员工的小公司，这次采访任正非讲得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呼吁国家如何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此之后，他一度消失在公众的视线里。

“我们每次评奖，他从不来领奖。”一位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感叹道。

2004年，任正非正巧被《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碰到，无奈之下接受了采访。这次采访时华为的形势正大好，本该举杯庆祝，但任正非却语出危言：“我们可能活不成了，信息产业总的来说是困难的，主要问题是商品过剩，以前用技术门槛来封锁对手进入市场，现在技术门槛也没有了，只能靠市场推广，产品低价也卖不出去，这种恶劣的情况会维持七八年。”

任正非甚至说：“我们现在生意很难做，如果我们是开餐馆的就好了，毛利更高。”这话简直可以算是打击公司士气。如果不是华为，恐怕公司员工早就被吓倒了。“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他们说了，我们改进就好了。我不是不见人，我从来都见客户的，最小的客户我都见。对媒体来说，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

他经常跟下属说：“你是想吃饱饭，还是想出名。”

2002年，投资界大鳄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带领一个机构投资团队来到华为总部，任正非只安排副总裁费敏应付。事后罗奇说：“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此时刚刚卖掉华为电气套现，财大气粗的任正非夸口道：“它又不是客户，我为什么要见他？他带来机构投资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是卖机器的，就要找到买机器的人呀。”

任正非是“不见没用的人”，对公司没有利益的人不见。他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谈到：“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我们去年缴纳税金共计27亿，今年可能增加到40多个亿，这就是对社会负责。”

华为不是向大众卖快速消费品，而是面向大客户做销售。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任正非不希望在媒体面前太过张扬，引起客户的反感。任正非曾对人说：“华为选择了通信行业，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1998年华为公司的产值将近100亿元，但也仅相当于IBM的1/65，相当于朗迅公司的1/25。我们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了，我们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就要学会保护自己，慢慢壮大自己。”

任正非告诫华为人：“公司在不停变革，要有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现实。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说你不好，你就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可改进，报道实在有出入的，不要去计较，时间长了就好了。希望大家要安安静静的。”

任正非不仅要求自己做到低调，也要求下属低调。华为规定，员工不能对外发表意见。“干部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只能用电子邮件发给专用邮箱反映，而不允许未经批准擅自把电子邮件上公告栏。当我们认为意见可以公开时，我们可以在《华为人》报、《管理优化报》上发表。不管是正面意见，还是负面意见，未经批准公开都是错误的。”

华为出售华为电器时，深圳某报纸记者未争得华为同意，擅自撰写了一篇报道发了出去。谁知，华为律师找上门来算账，该记者挨了报社的严厉批评。《华为人》报、《管理优化报》是内部交流刊物，只赠送客户，不向外界发放。许多已经离开华为的员工在接受我的采访后，一般最后都会加一句，“千万别写我的姓名”，即使他没有透露出任何负面的内幕。

2008年5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国内各大企业纷纷捐款，华为也不例外，而低调的华为捐款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一个网友曾经这样说：“本来奇怪，怎么新浪上看到了中兴的捐款，却没看到华为的，google了一下，原来人家低调行事，早就在第一时间包机运了几十吨通信设备到四川，派出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架设基站安装设备，恢复了通讯网络。”

华为主要是提供紧急救灾设备，仅地震后的前两天，光基站就发了300多套，传输网络设备几百套，并在不断发出，一套设备价值100万以上，很多员工两天都没有回家。在任正非的领导下，华为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作秀，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保障了四川省的通讯，为抢救伤员、指挥救灾作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华为的低调在“接班人事件”浮出水面时告一段落。在上海世博会闭幕时，任正非罕见地发表了讲话，一方面为接班人事件“辟谣”，另一方面也表示道：“这一次世博会是华为公司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因为华为过去是穷光蛋，天天盯着的都是项目、项目，合同、合同，不盯着政府关系，也不盯着社会关系，也不塑造社会形象，所以说这次世博会给了我们一个天赐良机。

“1998年，我们在海外市场上卖不出任何东西。徐直军有篇文章说，他在海外转了一个月见不到一个客户，在莫斯科转了一个月见不到一个客户。我们在莫斯科换了四任总裁，第四任总裁是李杰，他签了第一个合同—36美元，这就是我们海外市场的起步。孙总（孙亚芳）一看国际市场没戏了，刚好1998年出现一个香港展，孙总定了一个原则：让海外所有代表处邀请决策层，邀请不到决策层就邀请管理层，邀请不到管理层就邀请操作层，邀请不到操作层就邀请他们的支持伙伴到香港参观展览会，趁机来看看公司。我们那时可是小公司，是穷光蛋，当时孙总就花了1.5亿人民币来接待，一下子国际上知道华为公司了，开始买华为的东西了。

“上海世博会，我们确立的方针是改变我们的商业生态环境，过去我们盯住项目、盯住客户，我们的客户关系很好，但商业生态环境很差，跟媒体的关系很差，跟政府的关系也很差。对媒体，也不给他们钱，媒体也要吃饭嘛，所以说我们要改善和政府及媒体的关系，应该说这次世博会，我们的基本目的是达到了！”

这段讲话说明了任正非不是不知道媒体在商业方面的巨大价值，并且决定主动出击了。“华为低调可能跟我的个人性格有关。我已经60多岁了，而华为才是个20多岁朝气蓬勃的小伙子，确实需要被世界正确认识。别人对公司的误解，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主动与别人沟通，甚至连被动的沟通我们都害怕，还把这当成了低调。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

从此，任正非鼓励公司媒体关系部门“要敢说话，要敢说错话，要低作堰，而不是高筑坝”，媒体“采访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他还鼓励员工“想说啥就说啥，批评华为公司更好”。

2011年开年，华为多位高管开通新浪微博，对网友提问坦率回复。有知情人士透露，任正非要求高管在一年内至少接受媒体采访一次，且这一要求将被计入高管的年度考核内容，与其薪水直接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