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张骞出使西域，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直达地中海各国，开辟了连接中西陆上通道。通道上丝绸商贾，络绎不绝，汉夷文化，穿流通行，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相对，“海上丝绸之路”兴于秦汉，发展于三国，繁荣于唐宋，最远抵达地中海、非洲等国。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欧洲人因此称中国为“陶瓷”（China），称中国人为“唐人”。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从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所到之处各国无不朝贡，大明国威威风八面。

直到15世纪末，西方才由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与郑和威风凛凛的巨型舰队相比，哥伦布只有区区三艘百十吨的帆船和87名海员，并历经七十昼夜的艰苦漂泊。当时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也只有170多、265人。而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都在27000人以上，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米，宽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明史·兵志》记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15世纪，中国船舰远胜西方，然而400年后，西方列强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讽刺之余，我们必须要弄明白：这400年的时间里，中西方都发生了什么？

明初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倭寇频频入侵中国沿海。面对倭寇入侵，大明政府采用简单而被动的外交手段，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发布禁海政策。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方面大力支持郑和下西洋，另一方面却沿袭了禁海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隆庆（1567年-1572年）以后，部分地方才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恢复。此时，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西方列强已经找到了他们向往的中国，并与中国发生贸易。中国也遇到一次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

然后，18世纪，中外贸易日益频繁和反清运动不断，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与外人勾结叛反清朝。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172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政策。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乾隆皇帝一道“一口通商”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十三行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

这道圣旨，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一线机会被掐死；这被视为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最直接原因！

在历史的紧要关口，西方借助新航路的开辟，走上了对外贸易、顺应潮流的强国之路；中国却“阴差阳错”般走上了闭关锁国、逆反潮流的没落之路。

最终，中国为闭关锁国、无知自大付出了衰败屈辱的代价。乾隆时期，英国派马噶尔尼来中国商谈通商事宜，马噶尔尼邀请福康安观看他的卫队火器操练方法，福康安却冷冷的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谅其也没什么稀罕”。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派人审问英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等令人咂舌的问题。两江总督牛鉴以为英国的火轮船“疑其系用牛拉”，有人将实情告之还“疑信未决”，直到亲见之“才叹而信之”。 连“开化”官员林则徐都认为英军的膝盖不会弯曲，登岸立即“一仆不能复起”。如此“知己知彼”，岂能不败？

国人的美梦被击碎，大清的斜阳惨淡无比，千年帝国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