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战场，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观，哀鸿遍野刺痛着国人最后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开化的民众一时间激愤四起，变革呼声响彻京都，地方总督摇摆不定。中国人常言“穷则思变”，在扼杀了维新变法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后推行了最为激进的变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下设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次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公司法。后又连续颁布《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构成了中国近代一套相对完整的商法体系，构建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商法从法律高度确立了公司的地位，保护了公司的利益。

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股民第一次在大会上平起平坐地与官股争论如何规范官股决策权力的问题。最终，《公司律》成为了最终的裁判：不分官、商，凡入股者皆为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分。我们看到，一种保护私有权利的商业秩序正在微妙地萌芽。

另外，清政府不但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允许并倡导民间创办商人组织，而且专门颁布《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公司募股。

重农抑商，连绵千年，工商“末业”受如此厚待，实乃空前；如此上行下效，冲击千年士农工商之等级观念。以逐利为本的公司赤裸裸地“强奸”了几千年来奉行的“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开始瓦解。杨杏佛感慨：“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这项自隋唐以来延续1300多年封建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人将从传统落后的儒学中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全面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彻底摧毁了社会精英阶层进入仕途之路。清政府对社会精英阶层彻底失去控制，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致命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扫除自由交易的体制障碍，清政府从颁布商法到废除科举，无疑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圣上之名重商奖商，投资于实业者趋之若鹜，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只是在1905年-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根张忠民在《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一书中的计算，从1904年到1910年，全国正式注册的公司大约410家，远远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有统计，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倍，投资额分别超过倍和倍。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经达到977家。

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董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他们以不同的政治立场游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中有中立派、立宪派和革命派。

清政府的改革推进到最为核心内容——立宪。此时，拥有经济实力的改良派企业家再次成为历史的推动者。1904年，张謇草拟了《拟请立宪奏稿》，立宪呼声日起。但是宪法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见颁布，直到1908年，朝廷才颁布《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如此长的预备期，立宪派已经不能等，革命派早已失去耐心。

1905年8月，丝商巨富张静江与孙中山在一艘船上偶遇，张静江仰慕孙中山革命之举便问道：“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如此萍水相逢的张静江，却成为日后一直为革命事业筹资助款的“革命圣人”。

1905年8月20日，长期流浪海外为革命奔波的孙中山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帮助下，在东京赤坂区头山满提供的民宅二楼榻榻米房里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清王朝。1908年《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两天相继去世。大清王朝就像坐在金銮大殿上的三岁溥仪一样，战战兢兢、摇摇欲坠。

自洋务开启兴业先河，民族企业虽荆棘坎坷、栉风沐雨却应明流而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大兴民业催生变革之力，办校兴教开化明智，改良立宪撼动国体。不久，在中华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昌，火光冲天，硝烟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