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组织的发明足以匹敌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它以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改变生活，发动战争，甚至主宰国家。人们甚至担心，富可敌国的公司，终有一天会收购国家。

不过国家和公司并非天敌，国家的中心是政治，公司的中心是市场。在公司诞生初期，政府和公司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逐利！

英国王室与商业大佬们成立一家特许公司——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除了垄断贸易外，还购买战舰，雇佣军队，驰骋大洋，贸易与掠夺并进，俨然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府”。我们甚至相信，这家公司才是鸦片战争的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英国政府只是它的工具。

当英国王室将财政大权让位于议会时，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迅速衰败。但是，公司并没有就此灭亡。相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汽笛声，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蜂拥而起。

就在博尔顿-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机四天后，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部著作批判了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并提倡由“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促进市场自由交易。

自由市场时代到来，公司重新回到市场的海洋中生机勃发，公司开始在工业、农业、航运、艺术、战争等领域大显身手。此时，政府似乎成为看客或者叫“打下手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意识无法理解，弱政府大市场中，公司为何能够快速生长。公司就像饥饿难耐的秃鹫，在自由的天空中血腥逐利。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逐利。

公司自由逐利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种特征——野蛮。20世纪30年代以前，公司似乎无所不能，对内压榨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提供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外输出假冒伪劣甚至危害生命的产品，控制国家政府，掠夺他国财富，甚至策划世界大战。

虽然公司一直在推动着世界的文明，但是公司自产生之日起就是“天使”与“魔鬼”的合体。

公司的爪牙同样伸向了远东的中国，并以鸦片贸易、坚船利炮的卑劣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是公司不知道什么是卑劣，什么是高尚，只知道如何赚钱。

公司被洋务派引进中国，就像将地球人被扔到潘多拉星球一样莫名其妙。大清王朝是一个“强大”的政府：高度集权的中央统治、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等级、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三纲五常的孔孟思想、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闭关锁国的世外桃源……

在如此“强大”的政府面前，公司显得不知所措、弱不禁风。公司没有资本的血液，没有自由交易的土壤，没有逐利的动力，甚至没有“生命权”。

与1000多年前，佛教进入中国被“改良”服务于统治一样，清朝开明的士大夫也试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改良”公司，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大清王朝复兴。

然而，公司不是佛教，公司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与清王朝“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格格不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扼杀统一的商品交易市场，至高无上的圣旨时刻威胁公司的生命，腐朽的官僚体系极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学而优则仕”断送公司经营人才，重农抑商的观念让公司遭受鄙视。

不过，公司就像种子，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能破土生长。公司被引进中国后，这种西洋产物催生了中国民族企业。随着外敌入侵，内乱迭起，“强大”的清政府在一次次自救改良中衰败，而中国民族企业却在清政府的衰败过程中曲折发展。20世纪最初十年，羸弱无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中国民族企业却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