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山西平遥县城西大街上的票号没有看到，上海滩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崛起。

早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就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后更名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虽为官办，却为股份有限公司，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兼有发行纸币、经管国库等权项，其现代化是山西票号所不能及。民国成立年，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

就在日升昌破产的同年，上海宁波路8号一家名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这是当时上海众多现代商业银行中规模不算大的一家，但是出任总经理、曾经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思想先进，眼界开阔，将西方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率先引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并大获成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扫中国落后的票号经营体制，成为当时中国管理最先进的商业银行。

此时环顾上海滩，旗昌洋行大楼早已被轮船招商局收购占有；怡和洋行虽将总部设在上海，但早已没有当年控制中国金融的雄风；太古洋行虽在控制长江流域庞大的驳运业务，但是其视线已逐渐转向南洋和澳大利亚。昔日依靠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崛起的洋行，今日逐渐衰落。后来居上的汇丰银行，击败外资洋行，控制中国钱庄，长期掌控中国金融体系。而民国以后，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宰者即将易主，这次的主人是中国人！

此时环视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被卷进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几乎沦为乱战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灾难深重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遭受的侵略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将这次战争定性为“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争霸性质的掠夺战争”，这场历时四年的掠夺战争却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腾出了时间和空间。

欧洲列强陷入战争泥潭，无暇东顾，大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减少，业务市场甚至萎缩。中国民族企业乘机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夺回。

与陷入战争的欧洲相比，中国赢得了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民族企业的兴起，金融市场利好，大量现代商业银行开设，仅在1918和1919年就开设了96家。更重要的是，先前主要流向外资企业的金融资本，开始大量提供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本血液。陈光甫抓住了这次市场机会，积极向民营企业放贷，助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被汇丰银行控制的钱庄获得了生机，到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比战前的1913年多了40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 万元，是战前的五倍。

1914-1918年这5年中，新设企业539家，创设资本达11934万元。战后与战前相比，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

与大战期间相比，战后重建时期各国所需物质才真正刺激中国贸易增长，民族企业对外出口业务猛增。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统计：“对外贸易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亿两增至1923年的亿两”。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出口增长推动了中国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

在欧洲陷入战乱无暇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民族企业强大的自生力。同样远离战场的日本乘机加速渗透中国，于是积怨已久的中国人举国之力与同日本发动“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