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孙中山撰文《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如是说道：“……且路线敷设以后，则物产之价值势必增涨数倍。因此种路线，不啻将昔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短于咫尺之间也。至于地下蕴藏之采掘，金属物产之开发，其利益之丰厚，乃显而易见者，固不待赘言者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认为铁路之于经济安全、矿产开发、民众沟通都极为重要，试图广建铁路为民造福。

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执掌国家，并没有将清政府经营的洋务国企收入囊中。大多数洋务国企被民营化，虽然囊中羞涩的民国政府也觊觎洋务国企，但是让位于民企已是大势所趋。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两个月，轮船招商局才摆脱清政府官僚体制的蹂躏，实现完全商股控制。自盛宣怀夺权以来，招商局变成不折不扣的大国企。与唐廷枢时期相比，招商局不但在管理上完全官僚化，贪污腐败成风，而且业务萎缩，连年巨亏。如此国企弊病，世人今日审视，尤当警醒。

南京政府主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库空荡，军饷无着。革命党人将目标瞄向了已经亏空的招商局，试图将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人以筹措军饷。不料招商局股东断然拒绝，誓死捍卫利益。革命党与企业家第一次剑拔弩张、叫嚣对立，最后由孙中山出面，招商局股东才勉强同意借款。

因英美两国担心日本将控制招商局，出面干涉借款，此事不了了之。招商局就此幸存，回到民营资本怀抱。

以政权夺民利，显然是历史的逆流。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退出历史舞台，民营资本顺应时代潮流。然而，与民争利而倒下的大清王朝“尸骨未寒”，国有资本掠夺民营资本的悲剧竟在中国百年商业史中上演多次。每次悲剧上演，民营企业伤痛哀怨，而国有资本并未欣喜狂欢。违背历史潮流的恶果是国体衰败、民怨沸腾。

随着洋务国企民营化，此时中国商业领域呈现三种势力：传统地方商帮、民族资产阶级、外资跨国企业。这三股势力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出现“两衰一盛”的趋势。

在当时中国金融领域中，这三股势力消长表现的尤为明显。

依靠票号崛起的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控制了当时中国的金融网络。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远程票号汇兑也就成为晋商金融业务的核心。

与中国传统地方商人一样，晋商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票号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达官显贵的“存款机”，也为国库亏空的晚清政府提供了巨额借款。随着武昌起义后，各地票号被洗劫一空，坚强后台晚清政府轰然倒塌，清政府所欠巨额债务付诸东流。山西票号无力回天，曾经“汇通天下”日升昌驰骋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后黯然谢幕。

表面上，晋商的衰落归咎于辛亥革命。诸不知，早在100多年前，24名经纪人齐集华尔街68号梧桐树下签订“梧桐树协定”时，晋商传统的票号就注定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看似无比强大的山西票号却固步自封，仅将业务局限在传统的汇兑，没有进入现代商业银行的商业汇票领域，也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与其说是被战争拖垮，不如说是依附于封建王朝的传统金融被时代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