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海外谋生的简照南和简玉阶华侨，深知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实业救国”油然而生。简式兄弟创办的南洋烟草公司，很好地利用抵制外货的契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他们借机登报扩股（1919年8月），开设上海、香港、无锡多厂，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南洋兄弟、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穆藕初等商人还多次出巨款支持抵制运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企业不断壮大，并直接与日本企业“商战”。 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厂交战十余年；荣氏纱厂与日本棉纺株式会社抗衡；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日本铃木会社长期竞争；汉阳铁厂与日本南满株式会社打得难解难分。

荣氏兄弟与日本人的抗衡以完胜告终，极大地鼓舞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自胡雪岩被“猎杀”，中国东南纺织、面粉长期被外国控制。虽然此时的荣氏产业、张謇产业都非常庞大，但是日本人通过取引所（交易所）控制了上海面粉和棉纱价格，民族面粉企业和棉纱企业受制于人。

习惯于冒险的荣宗敬借抵制日货的东风，联合面粉和棉纱产业同行，先后创办了上海面粉交易所（1920年1月11日）和纱布交易所（1921年7月1日），一举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面粉和纱布的金融价格控制权。

最让国人长脸的是，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打破了日本和英国长期垄断中国盐业的局面。盐业自古是国之命脉、民之根本，而今却被日商和英商垄断，化学科班出身的他倍感耻辱，决心制造精盐，摆脱“食土民族”的嘲讽。

于是他苦心专研、呕心沥血，终于在1915年久大精盐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袋精盐。但是，日本盐商却在报纸上大肆散布谣言，称久大生产的“海王星”精盐有毒，试图以此卑劣的手段扼杀刚刚兴起的中国现代盐业公司。范旭东甚至还遭到绑架，受到人身威胁，然而范旭东意志坚定，越挫越勇。久大精盐后来势不可挡，打破日商和英商垄断，10年后股本扩大到250万银元，到1936年产盐量达到50万担之巨。可谓“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范旭东的化工实业受到重创，日本人再一次以如此“非人类”的暴行打击我国民族企业。

“黄金岁月”16年，中国民族企业不断壮大，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从未消停，日本在华企业和对华贸易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日本对华输出商品量在1919年达到顶峰，但是从此以后持续走低；到1921年日本对华输出量占各国对华输出总量比重降低到；1922年，略有回升；但在1923年因收回旅顺和大连问题，抵制日货再起，比重回落到。

但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是1919年和1925年，而这两年恰恰是抵制日货运动最猛烈的两年。

经济学家俞宁颇给出来答案：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每当抵制日货结束之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报复性增长。

白吉尔在其《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样写道：“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工业生产资料和半成品也和消费品一样，被列为禁品。以至抵制运动‘使人觉到构成了发展我国民族企业的极好时机’，而实际上却导致私营工厂企业大量的倒闭。人们当然不会对组织者加以颂扬，他们的意图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愚蠢却是不可思议的……”

处在备受欺辱的岁月，抵制日货、倡导国货的运动应当得到理解和赞扬，反过来购买日货也不应遭受责骂。公司的力量足以击溃可怜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出卖”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不自觉中发生。

“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包括爱国情感、民族情绪。洋布、洋油、洋货等进口产品一直畅销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民族企业也在不断地壮大，但是要承担起捍卫民族尊严的重任，中国民族企业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至今仍在艰难求索。然而，快速奔跑的“三鹿”、“蒙牛”，喝下“三聚氰胺”后戛然而止，国外奶粉却遭国人疯抢，令人嘘唏不已、无可奈何。

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将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这一年，24岁的松下幸之助辞职创办了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丰田佐吉创办了丰田东京自动纺织社，15年后，这家纺织公司设立了汽车部。这些公司与前三年创办夏普公司、日立公司，还有比轮船招商局晚3年的东芝公司，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市场乃至全球与中国公司展开激烈竞争。

市场竞争面前，爱国的力量源于公司的力量，民族的尊严源于公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