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文明进程的幕后推手(2)

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作者:薛金福


这是一场“迟到”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在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就已经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传经布道,为西方资本主义降下甘雨。卢梭、伏尔泰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呐喊,一百多年后才传到中国,才真正被国人听到。

当然,历史是最好的结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惊人相似;不会随意模仿,但会必然相遇。

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中国,突然闯进一位名叫“公司”的洋人。中国开始仇视他,厌恶他,后来不得不接纳他,依赖他,最后甚至被他改变。这就是公司的力量。

普遍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互为作用的。民主之政治,带来自由之市场;天赋之人权,带来自由之劳动力;平等之思想,带来自由之竞争。而自由本身,带给企业无尽的动力。

高度决定态度,思路解决出路。思想高度未及,民主态度消极;共和思路受堵,民国出路受阻。

中华民国匆匆“仿制”了一个共和制政体,又匆匆地将其拱手交给了袁世凯。对民主政治毫无认识袁世凯正在一步步摧毁革命果实。大呼上当的孙中山没有选择民主政治的手段夺回政权,而是率领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

战火再次燃起,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司法独立等共和体制随即变成一纸空文。接下来的是袁世凯上演复辟闹剧,军队明目张胆地干政,军阀连年混战,中国仍未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如此危言耸听的宣言,不是出现在清王朝时的鸦片战败后、甲午战败后、庚子国变后,而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一战结束期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试图合谋侵害中国山东主权。帝国主义这一勾当直接激起了国民的反抗情绪,1919年5月4日,大量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散发以上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这次运动的发起点是北京大学,发起人是学生,光北京就有25000名学生集体罢课聚集在广场上,他们中间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珩、闻一多、瞿秋白、张太雷等。

如果事件到此结束,“五四运动”的定性,只是在北京爆发的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向政府请愿的爱国运动。

接下来,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两股势力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性质,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未来。

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上海商人积极响应,由上海商业联合会组织召开抗议大会,并以罢市、抵制日货的方式,加入到运动中来。

同时,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万人以上。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超过6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浪潮波及全国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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