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次全国工、商、学三界联合组织的运动，它本是学生爆发的爱国运动，但是随着商人和工人加入，这场运动的性质已经远远突破爱国的范畴。

中华民国政府本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然而破坏共和制的北洋政府已经不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从今天民主政治运动的逻辑来看，中国商人以罢市的方式加入运动，除有爱国之心推动外，民主政治目的显然是主要推动力。

当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商人及各界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相继被免职，甚至总统徐世昌也不得不提出辞职。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商人加入运动之后主张“文明抵制”，不让势态发展到难以控制地步，实际上是不想让运动演变成国际冲突，只想借此实现政治目的。

曹、陆、张被免职，总统被迫辞职，控制运动势态，这是一种典型的民主政治运动。只是当时资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党派领导这次运动，依靠商会显然没有办法抓住这次取而代之的机会。

在这次运动中，大总统徐世昌命令警察将上街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时，警察却违抗命令，不但没有逮捕学生，反而维持秩序，规劝学生，“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官员被免职，总统被迫辞职，警察违抗总统命令，一方面说明北洋政府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否这样设问：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是否可以通过诉诸法律、发动民众等民主政治手段夺回执政权力？要知道，就一年前，北洋政府还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当然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全国性质的政治选举。

上海工人罢工后，显然已经从北京学生中接过运动的“接力棒”，成为运动的主力。这是上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或许当时上海商人根本没有想到，从他们企业中走出来的工人居然达到如此庞大的数量，更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运动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最可怕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这群人的加入意味着什么。

后世如此阐述工人加入这场运动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正式以独立的政治身份登上历史的舞台”。因为工人的加入，这场运动的性质被后世阐述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主发起又团结合作的一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种合作只出现过三次。

不管是学生、商人还是工人，都对这场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三个群体是此后推动中国文明进程的三股最重要的力量。而这三股力量的源泉都来自一个组织——公司！

知识分子，古已有之。中国人发明的科举制度将历朝历代的社会精英送进仕途，这种价值取向和人才通道，直接阻碍了以利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发展。

自公司驾驭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开始，公司就不断地瓦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又不断地灌输新的价值观。从“帝国中心论”到“师夷长技”，从“学而优则仕”到状元弃官从商，从士农工商等级到实业救国，从“君君臣臣”到平等自由，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从“君子不言利”到奖励实业。

经济发展推动意识形态转变，公司就像一团火不断地融化人们头脑中的坚冰。洋务企业、民族企业甚至外资企业，改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中国知识分子方才觉悟，并在“五四运动”中猛烈爆发。

资产阶级本身是公司的掌舵者。先知先觉的他们从西方引进这艘“诺亚方舟”，以“实业救国”为航标，开疆扩土，“救起”大清王朝覆灭后“落水”的国人。

随着民族企业进入“黄金岁月”，公司的力量正在快速改变中国社会。中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开始从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开始从国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变，开始从伦理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

工人阶级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从洋务企业开始，刚从农田里站起来的中国农民，走进了一个个名叫“公司”的组织。从此，他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时上下班；他们不再为自给自足而劳作，而是为市场而劳动。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一种交易，交易的结果便是获取工资。领取工资之后，他们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一种叫“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农民，而是工人。

劳苦的中国工人一直默默地工作，直到民族企业进入“黄金岁月”，其人数突然暴增到200万人（1919年）。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觉醒，加入到“五四运动”中，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中国公司的力量推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反过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中国公司力量的有力彰显。

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崛起似乎显得非常突然，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巨变。令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前还一起并肩作战的工人们突然联合起来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一时间他们感到猝不及防、惊恐不已。更令他们惶恐的是，他们这群人有组织、有领导，还有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