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政治蓝图以孙中山草拟的《建国大纲》为蓝本，即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便进入训政期，但是直到六年的训政期过后，民主的宪政却迟迟没有开启。

一党独裁的训政直接导致经济上的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国家主义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中山的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的基本思想。《建设大纲草案》第一条，开宗明义即称“国民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之物质建设，当根据总理所著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为原则”。后又详细列举了国有经营范围：“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等；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

另外，蒋介石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1929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大萧条”几乎将美国黄金年代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无数企业倒闭，就连曾经拯救过美国经济的摩根财团也束手无措。无所不能的私有公司不能自拔，自由主义经济受到严重质疑。此时，一位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走进了白宫，伸出了政府“有形之手”开始干预国家经济，凯恩斯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与美国的经济危机相反，中国北方的苏联大力推行计划经济，几乎没有遭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冲击，还取得巨大的经济成果。

于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了当时主要国家积极提倡的行为。这种国家机器强行剥夺市场自由支配权利的行为，最终导致中国自由经济的发展戛然而止，大量民族企业成为了牺牲品，企业家大量的私有财产被剥夺，中国民族企业家从此丧失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权。而在欧洲的德国，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掌控德国的国家命运，并大力推行国家主义，实现其著作《我的奋斗》狂野理想。一场人类空前的灾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明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阴谋：“在他们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 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

国家主义的敌人是自由主义。于是，蒋介石将矛头对准了奉行自由主义的民族企业。“擒贼先擒王”，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是上海民族企业的领导组织——上海总商会。蒋介石软硬兼施，最终将上海总商会解散，并由南京政府控制的上海市商会领导上海商人。从此，上海商人失去自治话语权，而这只是灾难的开始。

接下来，蒋介石没有采用之前野蛮绑架的手段勒索财富，而是采用了宋子文的软性“绑架”策略。

宋子文，宋家公子，蒋介石的“小舅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时任财政部长。

宋子文发行了一种看似高收益的公债，不断地将投资者套牢。对于政府而言，公债是可以永远欠的债，通过新公债还旧公债。可恶的是，政府往往以各种理由少偿还或不偿还公债，投资者申诉无望。由于后来日本侵华，公债大跌，导致大量投资者巨亏。公债成为了国民政府掠夺民间资本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