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政府能跨出这一步，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条例》实施以来，情况并不容乐观。2009年5月，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公布了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进行的评估，从中可看出政府信息公开进程面临中断的风险：全国只有9个省份、6个部委被认定为及格，只有28个省级政府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近一半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没有公布。

《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政府必须主动公开，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主动公开其一切税款的用途，但政府部门却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如果行政机构不执行《条例》又不被追究责任，《条例》很容易就成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的进程将充满不确定性。

事例（真实）·2008~2009年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失败部分案例①

2008年6月，北京市民朱福祥申请国家审计署公开北京市违规使用土地出让金、北京市土地净收益未纳入预算管理、北京市高尔夫球场以何种方式供地等信息。10天后，朱福祥得到答复：这些信息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公开后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不予提供。

2008年6月，北京大学3位法学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发出申请，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自1993年收费以来的总收入以及资金流向。即使有舆论的密集关注，两部门仍然含糊其辞，没有给出明确回复。在此之前，审计署的报告显示，这条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元，在收费3年后，北京市于1997年重新批准再收费30年。这意味着至收费截止日，机场高速的总收入将达到120多亿元，10倍于总投资。

沈阳律师温洪祥依据《条例》，向沈阳60个政府部门和各区县政府申请公开收支报告，包括工资福利、财政拨款、预算外收入、下级单位上缴资金、行政办公费、招待费和差旅费等财务账目。沈阳市政务公开办先表示“有难度”，后来作出一个含糊答复，温洪祥说，“总之没有提供任何数据。”

2009年1月，中央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消息刚一发布，追问资金流向的公民申请便接踵而至。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4万亿元资金来源及具体流向，发改委的答复中对总体投资计划作了概述，并未提及具体细节。

2008年12月，河南省南阳市普通公民王清尝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把申请书送去政府部门，结果被赶了出来，接待的领导说：“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王清向南阳市上至市政府下至一个区的蔬菜办公室共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申请公开2007年、2008年各项财政专项资金、专项经费的分配及使用情况，以及职务消费、公款报销、公务接待、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车辆费、固定资产购置费、购买小汽车费用、公款出国等具体信息。结果，一些收到申请书的单位把王清当成了间谍，他家门口也突然出现了一些陌生人，王清在写信给新华社和市长之后，这些人才离开。申请书寄出后，王清只收到了18份回复，有些单位仍然对行政复议决定书置之不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从2009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项目组成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按《条例》的规定向各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并通过检索政府网站和出版物等来收集财政信息。依据评估结果，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平均成绩2009年为21.71分（折合为百分制），2010年则为21.87分。

2010年，31个省、11个部门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状况大体可以分为3组：卫生部门和交通部门评分相对较高，为第一组，它们平均成绩分别为7.21分和5.84分；财政、教育、环保、地税和国税这5大部门处于中间，为第二组；而政府、工商、人大和政协这4个部门评分最低，属于第三组。这11个部门的平均成绩仅为3.24分。

项目负责人蒋洪教授表示，越是细节的项目，公开信息就越少，得分也就越低，“如果以100分为满分的话，我国财政透明度的总体成绩大约为20分。需要说明的是，该评估所采取的是一种要求非常低的评判标准，只考察财政信息是否能够获得，没有考虑这些信息的规范性、真实性和及时性，也没有过多涉及信息细节。也就是说，即使按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财政透明度也处在极低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