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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谁是新的黑手(2)

公司的力量 作者:刘洪


国会甘当打手

如果说美国学者甘于投石问路,制造舆论范围,美国对华施压的最大老板,则无疑是美国国会。

在国会内,充当急先锋的则是几张中国官员熟悉的面孔: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施塔贝诺(Debbie Stabenow)、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

其中,来自纽约州的犹太人舒默是领军人物。他口才凌厉,讲话极具蛊惑力,和美国媒体有着良好的互动,在参议院民主党权力表排第三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开玩笑说,舒默总是喜欢邀请媒体参加他的宴会,因为后者是他的“偏爱”(Loved Ones)。但这位参议员却总是在人民币议题上大棒挥舞,并通过展现强硬态度稳固自身政治基础。

2005年他和格雷厄姆就提出法案,宣称因人民币贬值,美国应对所有中国商品额外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该议案在参议院表决时得到了超过三分之二的67票。但由于随后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法案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人民币汇率暗战的不断升级,舒默再次走到前台,2010年和2011年,他都领衔在参议院抛出人民币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向被认定存在汇率操纵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在2010年的这项议案中,和他联署的参议员施塔贝诺宣称,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0至30%,因此大量中国商品输往美国,“这不公平,这是欺骗。”

在2011年初的议案中,舒默等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将在新一届国会中“积极处理对美国贸易产生不公平和负面影响的汇率失调问题”。

在参议员们对中国攻击之时,众议员自然不甘示弱。2010年3月15日,130名美国众议员则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

信中宣称:“中国的货币操纵行为对美国经济影响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通过将货币保持在低估的汇率,中国等同于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补贴,但这让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公平的地位。”除了要求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采取行动外,这些议员更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在双边以及IMF等多边组织框架下对中国施压。

随着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断发酵,美国开始了新一波的先发制人。2010年9月29日, 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公司将可申请从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来补偿“人民币被低估”而造成的损失。

所谓“公平”,只是美国政客冠冕堂皇的幌子,其针对的则是人民币,时机对准的是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目标则是一个月后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

对于这项法案,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颇为得意地宣称:“这明确宣示了我们是说到做到的。”在他看来,投票结果已对中国“发出信号”:中国必须在汇率问题上做出让步。

美国在步步紧逼。按照美国的相关法规,该法案要成为最终法律,尚需得到参议院通过并得到奥巴马签字同意。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克斯访华,他威胁中方称,参院很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对该法案进行投票,“法案非常有可能通过,然后送交总统签署。”

在201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435名众议员将全部再选,三分之一参议员也将可能易位,胜败得失的关键时刻,议员们自然不敢有丝毫大意。在人民币问题上大做文章,靠展现强硬吸引眼球、赚取支持,也是美国政客选举中的不二法门。

在人民币汇率交锋中,相对于国会充当的急先锋角色,奥巴马政府更多表现出了理性。但随着2010年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奥巴马也开始转变态度,2010年9月20日,他再度将矛头指向中国,指责中国领导人没有兑现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全部诺言”。他以极度强硬的口吻宣称,“我们已告诉他们的是:你们必须让货币升值。”

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奥巴马说,为建立更加公平的中美贸易关系,美国政府将先于世贸组织对中国采取更多制裁措施,“我们将更有效地执行相关贸易法”。

按照美国的惯例,总统很少直接谈及汇率等可能影响市场的敏感话题,但自2010年初起,奥巴马在人民币问题上多次 “直言不讳”,且态度愈发严厉。

2月3日,在和民主党人对话时,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询问奥巴马,他是否会考虑修改或取消美中达成的双边协议。斯佩克特指责中国未履行相关协议,并称中美贸易逆差使美国在2001至2007年损失了230万个就业岗位。

奥巴马回复说,他不支持废除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但他强调,美国政府正在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施压,并以更严厉的态度落实现有贸易规则,促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以对等的方式向美国开放市场。

奥巴马并且说,当前美国的一大国际挑战就是汇率问题。他称,美国商品价格被人为抬高,其他国家商品价格被人为压低,这使美国商品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

2010年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以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结束。在野党的强势崛起,无疑也掣肘了奥巴马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白宫和国会的博弈中,天平由原先倒向白宫转为两者平分秋色乃至国会略占上风。为避免成为政治 “跛脚鸭”,奥巴马政府势必会在一些问题上先发制人、采取强势,这就注定了中国问题,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未来几年会不断发酵。

作为整体战略,在对华政策上有重要发言权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也开始以更尖锐的态度指责中国,他宣称:“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采取什么措施能促进中国政府更快采取行动”。美联社的分析文章说,这也是盖特纳上任以来对中国汇率政策评论“最严厉的一次”。美国政府本来打算通过秘密外交促使中国让步,但美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意味着”这一政策可能告一段落。

在2010年10月韩国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盖特纳更致信其在G20的同行,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操纵汇率以避免“过度动荡”和全球货币战,英国《卫报》分析说,这是华盛顿对北京“几乎未加掩饰的攻击”。

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表他的“专业意见”。2010年4月14日,他称,中国以一种低估了的汇率把人民币跟美元挂钩,是“有害的全球失衡”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意思就是中国的人民币政策,导致了美国出口下降,并损害了世界经济平衡。我注意到路透社当时的评论就说“这是伯南克在人民币问题上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言论”。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似乎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肇源地,而人民币汇率政策则是“恶中之花”。对于美国规劝人民币升值以应对通胀上扬的“苦心”,中国方面却似乎并未领情,更多的是提升利率。

中国的“漠然”态度让伯南克感到不安。2011年2月9日,在中国四个月内第三提高利率25个基点后的第三天,用西方媒体的话讲,伯南克“罕见地提出批评,他质疑北京应对经济过热的方式”。

他在当时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升值既符合美国利益,又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他们解决通胀问题。他进而解释说:“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令人惊讶———就是他们也有通胀问题。而且,他们处理通胀的方式不是让人民币升值,这将减少对他们出口品的需求。”

伯南克随即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那就是人民币升值,升值,再升值!他说:“更确切地说,他们(中国政府)把通胀问题放在那儿,反而试图通过加息来减少内需。中国更好的策略是不要调控国内需求,并让人们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

伯南克话语看似有理,人民币升值也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消通胀上扬带来的风险,但这只是部分作用。而对任何一个国家央行来说,遏制通胀、刺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显然不是汇率政策,而是利率调整。想刺激经济,那就需要降息;而通胀上行,加息自然顺理成章。

伯南克“罕见地对另一国央行政策发表批评”,在我看来,不过是 “人民币升值万能论”的必然表现——在他和其他许多美国人看来,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经济复苏疲软,等等等等,统统是人民币低估所致,因此,解药就是,人民币升值。

美国的步步进逼,使得贸易战似乎一触即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就说,美中两国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危险的冲突。他说:“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对手,但不是敌人,可是如果熬白马政府用现在的方式推动贸易议程,我们最终会成为敌人。”

面对山雨欲来的形势,2010年9月20日,8名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联合致信国会,敦促后者不要通过立法来强迫人民币升值。参与联署该信的涵盖了民主、共和两个党派,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坎特和巴尔舍夫斯基以及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施瓦布。

信中说:“我们与中国的谈判的经历说明,通过立法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不能使中国加快汇率改革的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用不合时宜的立法摧毁它。”

美国朝野几乎同时改弦更张,远不止只是汇率问题那么单纯。如果说,盖特纳上任前后口不择言,尚有缺乏政治头脑或有意试探的因素,那么美国新一波在汇率问题上的攻势,原因则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其大致有三。

首先, 政治化企图。如上所述,当时美国失业率高企,民怨沸腾,而中期选举又在即,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

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看来,美国政客这么做,倒见不得真希望此举能创造多少就业,而是希望在舆论上和形象上争取得分,他们目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席位,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奥巴马政府为了得到议员的支持,也就开始炒作人民币议题。“但很遗憾,中国就成了美国政客的‘出气筒’。”陈志武教授说。

其次,降低赤字,为美国扩大出口铺路。奥巴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未来5年内,美国出口额要翻一番,由此为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岗位。在金融危机导致各国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出口最大的指望,无疑就是中国。

对于这波对中国的攻击,奥巴马政府官员大多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对此,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明确指出:“有些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出口而贬低本国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再次,美国此举,也不乏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心态。

美国表面上口口声声宣称,美中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繁荣对美国也有利。在2009年夏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辞中就指出,国家间的竞争不应该是零和游戏,中国是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一员,战略与经济对话代表着两国持续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承诺,而这将重塑21世纪。

奥巴马的言辞很动听,但在实际外交策略中,在我看来,美国总显露出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迹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崛起之势更加明显,就颇让不少美国人很不痛快,在人民币问题上发难,自然正中他们下怀。

从过去几年人民币议题时隐时现看,美国从来就没放弃这个施压筹码,盖特纳之所以要淡化其原先的讲话,不过当时是非常时期,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有求于中国, 其对华政策不得不有所软化;但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加之国内政治压力抬升,人民币汇率也就自然又成为他们施压的手段。

在2009年推出所谓汇率议案时,一些美国议员就公开宣称,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美国必须在汇率问题上继续采取攻势。美国参议员舒默更直言不讳:“他们(中国)需要美国市场,胜于我们需要中国。”

这无疑让人看到了美国一些人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的嘴脸。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美国国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攻击时,美国商界,尤其是一些美国大企业都起到了积极的反制和缓冲作用。

但在2010年的新一波攻击中,这些本可对政府有影响力的企业,则大多采取了观望态度。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美迫使人民币升值不损害这些企业利益,甚至可能还对他们在中国扩张有所裨益;二则是他们认为中国当时对外资政策在收紧,不满之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这一点或许是需要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和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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