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文学尝试像《人性论》那样不幸。它直接从印刷机死产下来，甚至没有足够分量引起狂热分子的轻微怨言。但因为我天性愉快、乐观，不久就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乡村以巨大的热情贯彻我的研究。一七四二年，我在爱丁堡印发了《随笔》的第一部分。此书颇受欢迎，使我完全忘记了原先的失望。我继续和母亲、哥哥留在乡村，重温我早年学过、现在荒废的希腊语。

一七四五年，我收到安楠岱尔侯爵的来信，邀请我陪他一起前往英格兰。我也发现，这位年轻贵族的朋友和家族乐于让我照顾、指导他，负责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我陪护他一年。这段时间的收益对我微薄的财产颇有补益。随后，我接受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在他远征时担任他的秘书。远征的目的地一开始是加拿大，后来变成侵犯法国海岸。第二年，即一七四七年，将军邀请我担任同一职务，随军事使团赴维也纳和都灵宫廷。那时，我身穿军官制服，作为将军的副官，与哈里·厄斯金爵士和格兰特上校一起觐见宫廷。格兰特上校就是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几乎只有这两年才中断过研究。我在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有气味相投的伙伴。我省吃俭用，把职务收入积累下来，有了一笔财产，可以自居独立。但我这么说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会笑。简而言之，我现在拥有将近一千镑的财产。

我一直觉得，《人性论》出版失败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风格。我常常失之轻率，过早出版。因此，我摘取该书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智研究》，我在都灵时出版，但此书一开始并不比《人性论》更成功。我从意大利返回时，屈辱地发现英格兰为了米德尔顿博士的《自由研究》举国若狂，对我的著述完全视而不见、不予理睬。我的《政治和道德随笔》在伦敦再版，效果也并不更好。

我天性恬淡，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失望的影响。一七四九年，因为母亲去世，我下乡在哥哥的宅邸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我完成了《随笔》的第二部分，再度推出。我的书商A.米勒告诉我，我以前的著述（除了不幸的《人性论》）开始成为人们的谈资，销售额渐渐增加，需要发行新版。牧师和主教们一年反驳两三次之多。我发现，多亏瓦伯顿博士叱责，我的著作渐渐见重于人。不过，我下定决心、信守不渝，绝不再回答任何人的质疑。我天性并不易怒，不难避免所有文学口角。声名鹊起的迹象鼓励了我，我一向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有利一面而非不利一面。有这种气质，比起岁入一万镑的地产更能使人幸福。

一七五一年，我从乡村回城，城市才是学人的真正活动场所。一七五二年，爱丁堡出版了我的《政治论说文集》。当时，我就住在爱丁堡。我的著作只有这一部初版就成功，在国内外都深受欢迎。同年，伦敦出版了我的《道德原理研究》。照我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由我判断），我所有的哲学、历史、文学作品以此最为出色，无与伦比。世界完全没有看出和注意这一点。

一七五二年，苏格兰律师公会选择我做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报酬很少或几乎没有，但掌握了大批图书。这时，我制订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但完成历时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叙事，这个任务把我吓倒了。我从斯图亚特王朝即位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党派谬误主要产生于此。我乐观地期望此书成功。我认为自己是唯一同时排除了当前权力、利益、权威和民众偏见的史家。因为这个题目需要大展各方面的才华，我期望获得各方面的掌声，结果却大失所望。我受到叱责、非难，甚至憎恶。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和托利党，教会派和非教会派，自由思想家和信徒，爱国者和廷臣，同仇敌忾反对这样一个人：他竟敢为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一洒同情之泪。他们第一波狂怒消退后，更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此书似乎陷于遗忘。米勒先生告诉我，他一年只卖出四十二册。的确，据我所知，三个王国内没有几个有身份或有名望的人受得了此书。只有英格兰大主教赫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是两个特例。两位尊贵的大主教分别来信鼓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