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963年5月2日《哈佛红》上刊登《哈佛购买大使宾馆，代替达德利和立透楼》（Harvard Buys Ambassador Hotel，To Replace Dudley，Little Halls）记述了哈佛购买大使宾馆的情况及其内部设施。1963年12月20日《哈佛红》上刊登《广播站、达德利楼今日搬迁》（Radio Station，Dudley House Move Today）记述了迁入大使宾馆的情况。1963年5月16日《哈佛红》上刊登《哈佛广播站必须于1964年12月前搬出达德利楼》（WHRB Must Leave Dudley By Dec.，1964 [作者按：原文如此]）。1963年9月26日刊登的《达德利楼和立透楼拆迁期限确定》（Demolition Deadline for Dudley House，Little Hall Revealed）记述了1964年初敦斯特街16号拆除情况。费正清在自传第356页把这个时间误记为1960年。关于学生通勤站迁入雷曼楼（Lehman Hall）的情况，参见1967年2月11日《哈佛红》刊登《达德利餐厅关闭，新生不能在此就餐》（Kitchen Curtain Falls on Dudley: Freshmen Barred From Dining Hall）一文。关于1967年柯立芝楼的命名，参见1967年11月18日《哈佛红》上刊登《达德利餐厅的老地址被命名为柯立芝楼》（Dudley House's Old Home Christened Coolidge Hall）。

该楼二层建起了一个餐厅，以供三个研究中心的人们和他们的客人使用。布莱克夫人是一位令人难忘的女性，她负责管理这里的餐厅，并常准备些简单而可口的饭菜，且引以为豪。这里的饭菜得到三个研究中心的补助。完整的一餐是99美分，因为超过1美元就要纳税。学者们午餐时间聚在一起，边享用美食，边交流学术，这个习惯从敦斯特街16号就开始了。在剑桥街1737号，午餐会成了东亚研究中心根深蒂固的传统。每天的午餐时间，这里的学术讨论非常活泼，可以获取很多信息，新英格兰地区的学者们都被吸引过来，于是很不正式但却令人兴奋的午餐会就在这里扎根了。那时，这里形成的仍是一个由治学严谨的学者们组成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午餐会的规模和参加人员都变了，哈佛教授和高级访问学者主导了这里的聚会，而研究生们因为在柯立芝楼没有办公空间，到这里来的少了，没有过去那样容易见到了。午餐费用的上涨也使得学生们不再过来午餐了。尽管如此，每天中午哈佛中国研究专家在柯立芝楼餐厅里（后来搬到了一层）的午餐会形成了传统并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02年秋这栋楼被拆除为止。

尽管费正清自己很少参加闲聊，也不常来这里参加其他学者们的午餐对话，但他很支持这个活动，因为他欣赏聚会所体现的合作共事的精神。他的幽默和微笑使得东亚研究中心的交流更为轻松，也使中心充满了好客的气氛。自我调侃是费正清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1962年10月，当他给东亚研究中心提交一份备忘录的时候，就把自己称为“蒋介费”（“Chiang K'ai Fairbank”）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重要的公众人物被指责弄丢了中国，应该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负责。费正清喜欢开玩笑说五个约翰弄丢了中国。然后，他会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五个人的名字：约翰·C.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即范宣德）、约翰·S.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约翰·P.戴维斯②（John Paton Davies）、约翰·K·费（John King Fairbank，即费正清）、约翰·介石③（John Kai-sh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