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者，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完这段话，肺都快气炸了，这不是有意对他栽赃陷害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年底到1960年11月，怎么能“影射”1961年的现状呢？

文中明显地把他和彭德怀牵扯在一起，说他为彭翻案，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对毛主席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当彭德怀被批为右倾社会主义者时，许多人都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也包括他本人在内。说他为彭鸣冤叫屈，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吴晗陷入困惑之中。他没办法不困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自己就不顾生死，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自己为繁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还是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竭尽忠诚，怎么倒被扣上反党的帽子呢？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件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这些《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映。这时周恩来也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

张春桥赶紧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并在一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这时毛泽东离京南行，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

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