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等作了长谈。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中没点名），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令速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这一《谈话纪要》于1966年1月9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纪要”的罪名，直到在中南海自杀身亡。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但是这两篇文章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的文章顺利，被中宣部压下。原因在于北京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就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江青等人靠林彪支持，阴谋升级。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停止彭真的工作。吴晗所受迫害升级，一家四口丧失三条人命

“二月提纲”的下发并没有使事情结束，张春桥和江青坚持认为吴晗“研究海瑞，有一味药方极为重要，那就是骂皇帝的问题”。他们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北京市委的抵制，便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身上动脑筋。

林彪果然全力支持江青！

有了军队重要人物的撑腰，江青气壮了。1966年2月2日到20日，她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个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是针对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包括彭真在内的北京市委。它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且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和彭真拒绝的“攻要害”文章得以见“天日”。这是比姚文元定调还要高的文章，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