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这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的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与彭德怀罢官一样的罪。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杨陆”，再通过“彭罗杨陆”，揭出“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为了达到这个阴险的目的，吴晗便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刊登署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光明日报》也在显著位置刊载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抛出《评“三家村”》等文，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射向北京市委。与此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联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说“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江青之流在组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斗争”目标就已经定好了，吴晗只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决定的。江青曾经兴奋地狂叫：“一个叫吴晗的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中共九大报告上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吴晗和他的家人也被推到了生死的边缘。他们几乎是在转眼的工夫，生杀大权已操于人手了。他们面对的是众目睽睽的鄙视，到处是如雷贯耳的声讨。整个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批斗，原来演讲的会堂成为批斗他的地方，那些洗耳恭听的学子变成了拳打脚踢的“武夫”，无情惨烈的批斗并没有换来家人的安全。

吴晗的家被清洗过好多次。他从青年时期节衣缩食积攒收藏了一生的珍本古书全部被抄走了；记录着吴晗、袁震夫妇一辈子点点滴滴血汗的劳动的卡片也抄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全部手稿，其中有发表过的，也有未发表的，也一页不剩地抄走了；珍藏的文物字画抄走了；毛主席、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和吴晗书信往来的手迹也抄走了；外国友人送给吴晗的礼品被当做“四旧”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女儿三岁起画的图画，也在那些人“这是什么玩意”的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批斗最后升级为入狱。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妻子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她因为替吴晗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袁震本来就是个体弱多病、一直病休在家的人，过去热天还穿棉袍子，现在却住进了又潮又湿的旧浴池，在熬过一个潮湿的夏天和一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双腿瘫痪了。可没有大夫敢为她治病。1969年春天，女儿小彦和儿子吴彰高兴地把母亲接回家，以为母子以后可以团聚了，谁知这竟是他们母子团聚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天夜里，袁震的病情加重。送到医院后，医生听说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进行抢救。袁震含恨而去，永远离开了这个曾经寄托希望却饱受屈辱的土地。

袁震的惨死，对吴晗打击很大，他的处境也更加艰难。坚持气节的吴晗不愿苟且偷生，在妻子离世半年后，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去世。

留下两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相依为命，姐姐小彦原来天性活泼开朗，由于父母惨死的过度刺激和对父母强烈的思念，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崩溃了、失常了，被送进精神病院。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刚满22岁的小彦用自己的死向万恶的“四人帮”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一个原本幸福的家，破了，三条人命，亡了。

吴晗无过，吴晗含冤，因为一个历史剧，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回顾十年“文革”岁月，吴晗的悲惨命运只是一个缩影，全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恐怕几个十年都难以偿还和消除。

江青的《纪要》誓与彭真的《提纲》抗衡。林彪的介入和毛泽东的默许，“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就在“包围网”渐渐紧缩之际，结网人的阴谋并没有结束。

1966年2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产生了后来的著名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多月后——1966年4月10日，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这个座谈会的创意诞生在大年初一的这一天，即1966年1月21日，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林彪当时下榻的苏州。她是从上海赶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的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