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萧华去，萧华还是坚持不去。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去，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参加。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萧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就这样，2月2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的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文件送到不久，张春桥到达延安饭店。他被江青派来接刘志坚等人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丁香花园，那是上海寸土寸金中，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的地方。

刘志坚挟着公文包，在张春桥带领下，步入江青住处。“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过，他们有没有带录音机，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江青借题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这是十分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江青午睡起床后，嘱咐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共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

会议中间，2月9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2月10日飞回北京向萧华汇报，16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2月8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也对毛泽东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