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回到上海，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3？000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在2月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过目。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直到23日上午，刘志坚等人才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地乘飞机由济南“打道回府”了。

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大家刚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送来了通知：上海来了长途电话，快去接！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打来的，迎头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这一突然变化，使得刘志坚刚刚放松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他马上向萧华作了汇报。

萧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都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了、太粗糙了，需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十七年指1949年到当时的1966年）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3？000多字增至1万字。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做了十一处改动。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起草小组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