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突然眼睛一亮，朝着坐在一边陪同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喊：“谢副总理，立刻把张世麟从天津拉来！”谢富治马上点着头：“我就去安排，明天下午，他就可以押到。”

江青神气些了：“要他演传统戏，就要他这个功夫，岂有此理！敢不敢？看他的《挑滑车》、看他的《蜈蚣岭》、看他的《恶虎村》。叫他拿出全副本领来表演，偷懒不行。”见大家都不做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江青笑了，她习惯性地歪起头，颇有几分得意地说：“你们连样子都没见过吧？就为了他这个招，我每场《挑滑车》必看。我估计你们在学校都没学过。他不肯教。他还算不算中国人呀？如果他不算中国人，那就算了，把他驱逐出境。工农兵养活他几十年了，叫他赔偿！你们说应不应该？”

“应该！”年轻人哪里听见过这新鲜说法，都激动地异口同声叫道。

“叫他赔！叫他把基本功都教出来，他要是不把浩亮教好——”江青突然故意停顿一下，憋足了气力，提高了调门，“——枪毙！”那尖厉的高频声波直刺每一个人耳膜，年轻人不再激动了，而是瞪起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个权势显赫，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旗手”。好像那种不祥的命运也会顷刻之间落在自己的头顶之上。

“哈哈哈……”江青见大家瞠目结舌样，大笑了起来，“我这是气话，他月月工资上千，不让他赔偿行吗……好哇！”

两天以后，《红灯记》剧组领导李金泉利用江青审戏的空当，向江青汇报：“昨天晚上，张世麟来了。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先对他做了批判，然后让他表演了几个戏的搓步。”

江青一笑：“怎么样，他的搓步基本功很好吧？”“是不错，他的搓步基本功无论是前面的，后面的，左面的，右面的都很不错，我们正在学。”

“嗯，别忘了好好斗他。”江青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反动权威。

《红灯记》影片拍出来以后，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不过不喜欢又能有别的戏看吗？对银幕上出现的“样板戏”，不论是怎样，都持厚道的态度。

电台报纸等舆论工具，就抓住了观众厚道和畏惧的心理，大作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个“样板戏”在“未行先起尘”的喧闹中，终于全部拍摄成彩色电影。毛泽东陆陆续续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满意。但是，在观看《红灯记》后，毛泽东曾为剧中革命人物被敌人杀害的结局感到遗憾。江青原以为主席会对她的“功绩”作一番评述的，至少也是个三七开吧！

毛泽东也好像和她捉迷藏，非常关键的时候，就不肯给她增加砝码，总是让她的天平摇摆不定，不能平衡。

江青无论怎样“霸”，她不敢霸到主席头上，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才能镇得住她，只有周恩来才能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以后江青反对周恩来，是最不得人心的）。江青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毛泽东对《红灯记》的结局的“意见”，江青不能不理会。她连夜召集《红灯记》剧组的创作人员，商量着怎么办。大家谁也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错在哪里。可江青非要创作人员提出修改意见，怎样才能让英雄不死？

一个剧本从构思到排演，每个环节都经过仔细构思和推敲的，每一处埋笔都是为以后的结局铺垫的。英雄的结局是走向刑场，那么，它的情节就是围绕这个结局而设计的。现在中途再改，肯定没有办法做到缜密。江青才不管这些，只是强调让英雄都死了不好，革命就失去了伟大意义，前途就显示不出光明了。

大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七嘴八舌出了个主意：把李玉和一家走向刑场的一场戏改成打劫刑场，把英雄从枪口下营救出来，送他们上山打游击。可又转念一想，《红灯记》又不是第一次公演，已经演了好几年了，早被群众接受了。现在突然改结局，恐怕费力不讨好，老百姓不会愿意的。江青想想也是呀，这一改不是乱套了吗？英雄一会儿死一会儿活的，让观众怎么理解“样板戏”的严肃性？随便朝令夕改的，以后“样板戏”还怎样保持其“样板”的权威？

江青一筹莫展，愁眉苦脸的，只好又去找毛泽东，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演出后，已经演了这么多场了，大家反映还不错。外宾看了也受感动，还掉泪呢。现在电影也拍了。如果再改，观众会有意见的。毛泽东没有明白江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