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经说过，她要在有生之年完成20部戏、20部电影，成为世界第一。所以她的排他心理非常强烈。甚至不顾场合、对象，千方百计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达到自己“世界第一”的奋斗目标。今天许多人对江青在“文革”时期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这样有较好艺术感觉的人，怎么会如此奇特呢？如果知道了她的“世界第一”的内心世界，就不难解释她的奇特行为了。

江青一边显示自己“革命旗手”的威风，一边却又做出“革命学生”的谦虚姿态。老艺术家道出肺腑之言，却险丢政治生命，毛泽东一番教诲，江青才肯接受

江青对文艺界人士的迫害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她也利用文艺界的老艺术家们，也不是一律永远打倒批臭。也就是说，用着时是香的、红的，用不着时是臭的、黑的，交替行使她手中的“工具”。别看她在大会小会上口诛笔伐点名批判“黑戏、鬼戏”，批判京剧界的“才子佳人”们。可一走出会场，她身边的录音机传来的还都是这些京剧名流们演唱的“黑戏、鬼戏”。她一边听还一边跟着哼，那如痴如醉的神情就像现在的“发烧友”。

江青有会做人的时候，她在拍摄“样板戏”之前，先是请原作者曲波座谈，名义是听听意见，实际是想听赞美之词，当然没有如愿。第二件事情就是请京剧界名流座谈，和上次请曲波一样，名义是听听京剧名派名家的意见，吸取长处，以后拍摄电影中能引以为戒，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江青通过谢富治通知在北京的几位京剧名家，将他们请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戏。看完后，又到旁边的312会议室座谈。

江青的兴致非常高，双眼炯炯有神，看得出来，她是非常热爱她的“事业”，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她在一通天南地北闲话之后，才开始注意眼前几位早已失去说话欲望的名家们：“来来，你们都是行家，要发言啊……谈谈感受，提提意见嘛，以利样板戏吸收各流派的优点，拍摄时能扬长避短。电影是再现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舞台的延续嘛，应该有所提高……”

被请来的有谭富英、张君秋、袁世海、李金泉等京剧界知名人士。陪同有军代表，还有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张君秋那时被借到《红灯记》剧组和李金泉负责唱腔设计。

江青见大家还是不敢畅所欲言，就示意身边的谢富治，叫他先开个头。谢富治先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介绍了一下，主要是博采众长，千锤百炼。又将江青呕心沥血树立的“样板戏”的功劳大谈了一番，最后请大家对《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等戏发表自己的高见，要大家不必拘束。

经过不断鼓励，谭富英第一个发了言。他天生就是好嗓子外带一副直肠子的人，嗓子厚实，脑子却单纯。

“演员最重要是什么？是嗓子！没有嗓子还唱什么京剧？至少是唱不好的。我看了这几个样板戏后，感到有一个问题最引起注意，就是演员的嗓子。唱腔太高，搞京剧的人都知道嘛，唱腔有时吊得高，有时却要放得低。提得起放得下嘛。舞台上跌宕起伏的唱腔，一是有艺术回旋效果，二是有渲染气氛的效果。观众的情绪也需要有时高涨有时平稳嘛，老是高腔，演员嗓子受不了，艺术效果也不好。再说，也不利于样板戏的普及和推广。”

谭富英“竹筒倒豆子”，最后还是留了一颗豆没有倒出来。他指有些剧唱腔太高，是指《海港》主角“方海珍”的唱腔太高。他心疼年轻演员的嗓子，照这样唱下去，“样板戏”还没有全拍出来，嗓子就先坏了，多可惜！但是，他没点名道姓，还是想措辞婉转一些，不让江青反感。最后他又加了一句：“保护演员的嗓子，哪个剧都要注意。”

张君秋接着谭富英谈了一点意见，没有谭富英那么直率，要含蓄得多。

袁世海是他们里面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在江青的座谈会里，是京剧界的知名人士，一走上舞台就成了《红灯记》里的“坏蛋”，而且还是“坏”得连谢幕的资格都没有的演员。据说，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情，还专门指示京剧团，说谢幕也是一种鼓舞演员的方法，应该叫袁世海也出来谢幕。观众眼尖发现了袁世海，冲着最靠幕边的“鸠山”使劲鼓掌。

他虽然演坏蛋，还是在“样板戏”的碗里吃饭，哪能吃里爬外呀。这个居心叵测的座谈会，他能谈什么呢？谈不好连“坏蛋”的饭碗都丢掉了。刚才谢富治把“样板戏”的调子定得那么高，谁还敢提意见！

袁世海拱拱手：“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不错，不错。”这模棱两可的“不错”，也不知是说谭富英的意见不错，还是指“样板戏”不错。什么不错，当然只有袁世海自己心里明白。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都在隔靴搔痒提意见。江青见“博采”得差不多了，就说：“大家说得很好。没有事情的人可以先走了，有事的再留一下，我们个别再研究。老谢，你还有什么说的？”江青扭过头问谢富治。

谢富治那时已经患上了癌症，精神总是萎靡不振的，冷不丁被江青点名，像受了惊吓似的，强打起精神，连连说：“没有，没有，我是门外汉，今天是来学习的，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