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莎惊喜万分，旁若无人地拥抱李立三，疯狂地吻他。

李立三也紧紧地拥抱着妻子，感觉到她的全身在颤抖，他自己也是无比激动，无声的泪落在妻子的秀发上。

李立三终于无罪释放，回到了祖国。李莎不顾亲人们反对，来中国安家

李立三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终于在1940年3月对李立三作出了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12月31日晚8点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将李立三找去，一见面就十分热情地说：“祝贺你，立三同志，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李立三也很激动，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他，尽管他不在国内，还是选他为中央委员。

是的，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李立三，在选举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向与会代表讲了话，肯定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也许他当时不知道，他参加七大的党代表登记表是老朋友陈云代他填写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党和同志对他的信任。

潘友新还告诉李立三，共产国际无条件准许他回国。

1946年1月16日，在苏联生活了15年的李立三踏上了归程。

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李莎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她冲着火车大声说：“等着我，我也去中国！”

李立三走后，李莎便也着手做去中国的准备。这时，亲友们又来劝说她不要去中国。有人对她说：“中国还没有解放，内战正在进行，你刚刚经历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何必又要到中国去受战乱之苦呢？”还有人对她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区的生活很艰苦，你何必舍弃苏联的优裕生活而去中国遭罪呢？”

李莎去意已定，她说：“立三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到他身边去，助他一臂之力，他需要我，需要家庭，我不能丢下他独自在苏联享福。我既然做了中国人的媳妇，就应该到中国去。”

经过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的联系，李莎带着苏共中央联络部签发的证件，于1946年9月底动身前往中国的哈尔滨。李立三此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哈尔滨市。

李立三对妻子和女儿的到来非常高兴，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他们安了家。

李莎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员，她以满腔的热情为丈夫的祖国工作，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国学生。

一晃15年过去了，到了1964年时，李莎已完全熟悉了中国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可是，中苏两党的关系却剑拔弩张，日趋恶化。因为有一个苏联籍的妻子，李立三的处境艰难起来。当时，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也都回国了。李莎面临着选择，是继续留在中国，还是回苏联？

这时，康生出面劝李立三同李莎离婚，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可是，李立三没有这样做，他与李莎是患难之交，彼此心心相印，怎么可以离婚呢？

李莎也舍不得扔下李立三回苏联，她毅然放弃了苏联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文化大革命”呼啸而至，李立三又一次在劫难逃，为刘少奇辩护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6年春夏之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呼啸而至，李立三戴着“立三路线”的帽子，自然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但是人们都知道，李立三的错误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并且是反复清算和检查过的。他虽然是华北局书记，而实际上早已靠边站了。他既不是主要的当权派也就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因此，华北局机关内普遍认为他是只“死老虎”，造反派们也没有兴趣多去理会他。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半年里，他只作为陪斗参加一些批斗会，人身尚属自由。

1966年底，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的“揭发批判”是一派胡言乱语，看到的是陶铸被造反派的侮辱折磨搞得精神恍惚。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愤，离开了会场。这种毫无根据的无限上纲、乱定罪名的行径，简直与苏联1938年肃反高潮的形势毫无二致。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斗，但无论如何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集中“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重点。1月21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他们与那批大喊大叫的造反派不一样，态度显得很温和，一副知情达理的样子。他们懂得自己面对的这个李立三曾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他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是个“活档案”。他们企图从李立三口中挖出一些有力的证据以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他们对李立三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罪行也要清算。”他们要求李立三“戴罪立功”，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们与李立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记录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严峻政治考验面前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保持真正的共产党人晚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