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个体是科学家能够目睹生物系统中一个层次从另一个层次中产生出来的最近的窗口。这非常重要,因为几乎整个现代生物学就是一个对复杂系统进行还原、继而再合成的过程。在还原研究中,系统被分解成一个个的组成部分和过程。当这些部分和过程都能够被充分理解后,它们又被重新组合到一起。在还原研究中发现的特征则被用来解释复杂系统所呈现的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综合远比还原困难。例如,生物学家在定义和描述构成生命基础的分子和细胞器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果。在生物组织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生物学家进一步精确而详尽地描述了许多新的细胞结构和特性。但是这些成就距离完全了解分子和细胞器如何被组合、排列和激活以创建一个完全的活细胞这个目标仍然非常遥远。同样地,生物学家已经了解到组成一些生态系统(如池塘和林地)的有生命的部分物种的特征,他们已经掌握宏观过程,包括物质和能量循环。但是他们还远未能掌握许多复杂的途径,物种通过这些途径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形式。

相比之下,社会性昆虫提供了生物组织两个层次之间更易于让人理解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级的单位(生物体)建立族群相互作用的模式要相对简单些,因此族群本身在结构和运作方面也远不如细胞和生态系统复杂。这两个层次——生物体和族群,能够很容易地被观察和实验性地操纵。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展示的那样,这项生物学的基础研究现在有可能大幅度向前推进。

我们可以用一个猜想来结束本书前言。如果外星科学家着陆地球,研究这里人类出现以前的生物圈,他们最初的课题之一将会是蜂巢和蚁穴的建造。

我们的这个猜想似乎有失偏颇,因为在整个科学领域中,我们已经完全被这些社会性昆虫特别是蚂蚁迷住了。读者在这本书中到处都能发现这种偏爱。我们主要选择蚂蚁作为例子,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们最为熟悉的物种上,但我们会一再“把目光投向藩篱之外”,特别是蜜蜂,这种被研究得最透彻的社会性物种。这本书并不试图写成像《蚂蚁》(1990)那样的综合性专著。这里,我们更倾向于介绍那些揭示了昆虫社会超个体特性的丰富而多样的博物学知识,进而描绘向完全社会性的最高级阶段演化的路线图。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强调诸如劳动分工和通信之类的族群水平上的适应特性,复活超个体概念。最后,通过用这种方式阐述该主题,我们把族群形象化为一个自组织的实体和自然选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