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组织人民的基本方式,不仅是主张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必须要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公开,而更是主张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一起挖山不止、赴汤蹈火,这就是墨子最重要的主张:“尚同”;只有让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才会有好的政治,只有深入群众之中,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就是所谓“上同而下不周比”。

而我们今天提倡干部“三进三同”,其实就近乎墨家的“尚同”主张,故这可以说是有深刻根底的主张。

墨家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钜子,可以说,钜子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先进组织。秦国的强盛,最终实现中国统一,靠的不仅是法家,恐怕依靠墨家的更多些,因为墨家的钜子组织,在秦的兴起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墨子死后十年,《吕氏春秋·去私》篇中,记载了墨家钜子腹悲壮动人的事迹:

墨者钜子腹,居秦,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秦惠王是秦孝公之子,初号惠文君,后称惠王。而秦之称王,实自是始也。也就是说,秦的强大,便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而上述记述说明: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主张的是人民的政治,墨者的作风,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尚质省文”、汉儒所谓“实事求是”,而这便是大禹之道。不同的是,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

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它在反抗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自然便会受到最大的打击,墨家不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庄子才说“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群众路线?工作作风、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我们如果去读历史,如果我们懂得什么才是传统的精华,这本是再明显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