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的原则之外，希特勒认为，宣传者应该善于运用某些有用的心理学上的小花样。譬如说，你要说服一个与你意见相反的群众，在早晨就不适当，暮色苍茫之时要好得多，天黑之后大家都很疲倦，他们的抵抗力也必随之减弱，这当儿便最容易“完全受情感所操纵”。另一个有力的工具是用大规模的激发。在纳粹政权统治之下，这种战法常常使用，使得本来无组织的群众参加游行示威，间接接受了宣传，如希特勒所说的“……这些阵容浩大的群众示威，成千成万的人在一起游行，遂使得渺小卑鄙的人也都傲然自得，燃烧着无穷信心。尽管他自己不过是一文也不值的虫蚁，但却自认为是巨龙的一部分；在巨龙喷吐的火焰之下，可憎的布尔乔亚世界终有一天在熊熊烈火之中一炬而尽，无产阶级专政必可庆祝其最后的胜利”。希特勒对于所谓广大群众的蔑视，一再形诸笔墨，他所用的词句如“头脑空空的羊群”，如“愚蠢的化身”等皆是。他又表示，人类在集体活动之时，都是懒惰、怯懦、娘娘腔调、感情用事，而且不能从事理智考虑。

在希特勒的宣传理论中，其最后的一招便是漫天谎言，谎言扯得越大越好。他说：“谎言扯得大，正是可以取信于人的一个因素；这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群众们的头脑简单到极点，所以越是大言炎炎，越是比扯一些小谎更有宣传效果。群众也常常扯一些小谎，不过限于羞恶之心使他们不愿意扯太大的谎言。因此，即使有人起而指摘的话，群众也绝不会相信竟有人敢如此无法无天，颠倒是非的。”简言之，谎言越大越容易被群众相信，而且越不容易被人拆穿。

希特勒理论中还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单一魔鬼论”，就是说，不要在同一时候举出太多的敌人来让群众去恨，以免他们会弄错了目标。一次应该集中于一个目标，群众的仇恨应该集中于这个仇敌身上。对希特勒来说，犹太人是一切罪恶的代罪之羊。虽然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法国以及其他目标，可是，在他心目中，犹太人却总是“一切罪恶的真正原因”，他们“要彻底毁灭德国以及雅利安民族的文化”。

关于宣传的进行，希特勒看得很简单，他主张由国家全面控制教育就行了。希特勒对于全民教育的观念，正是他反对民主政治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环。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民主政治加以嘲讽，他说民主政治乃是最无效率的制度。读书太多是错误的。体育与卫生健康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发展品格，尤其是像军人们所拥有的美德，如服从、忠诚、意志力、自制、自我牺牲以及对于职责的荣誉感等。学识的重要性则列为第三等。对女学生们而言，最要紧的是训练她们做贤妻良母。对于“全民教育”的观念希特勒深感厌恶。他认为那是自由主义分子发明的毒药，足以使他们自行分裂而趋毁灭。他认为，每一个阶级乃至一个阶级之下的每一个分支都只能有一种教育。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应该安心“享受”做文盲的福气。至于那能有资格受教育的集团，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仅限于“一般观念”，这些观念要靠周而复始的重复，铭刻在他们的心坎上永志不忘。其主要的原则永远是“儿童属于国家”，教育唯一的目的“是为国家训练工具”。

而戈培尔正是忠实执行希特勒的“宣传哲学”的最理想人选。

约瑟夫·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小城雷德特。他父亲是一名由工人升上来的小职员，生有三子一女。这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小戈培尔在4岁那年的一天，忽然坐在门口台阶上大叫腿痛，经过医生诊断，确定为小儿麻痹症，从此，戈培尔就成了瘸子。这对戈培尔个人和全家来讲，都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戈培尔既是瘸子，又长得特别瘦小，所以自幼有自卑之感，但这种逆境促成他奋发读书的决心。他父母也对他有内疚，所以尽管经济十分困难，也要咬紧牙关送戈培尔进大学。这样，戈培尔在17岁的时候进了波恩大学，是他家中唯一的大学生。

只念了一个学期，戈培尔的经济就陷入了绝境，他不得不向天主教救济会申请补助。他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冒昧地向天主教救济协会申请助学金，以便能继续念1917—1918的冬季学期。我是雷德特高中毕业的(附上成绩单)，毕业后入波恩大学念哲学和历史。在过去一学期中，我省吃俭用，并在校外担任家庭小学教员，所以得以勉强度过。但我现在实在不名分文，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在校进修。

我父亲是一名小职员。他收入低微，而物价高涨，即使有所节余，也只能用来维持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在西线打仗，一个在法国当俘虏。

我虽然靠休假日挣钱，但不幸的是我挣不到几个钱。我也曾努力争取做短工，但我的努力全告失败。由于我是瘸子，军队不收我当兵。而我的出路只有继续求学。这事能否成功完全要决定于贵会是否能给我补助。

我诚恳地向你们呼吁，并希望及早获得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