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问我，波兰、希腊、伊朗、朝鲜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不，我们同全世界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在我们外交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尽最大之力量在世界各地鼓励人们建立民主的政府。我们应当负责任地向全世界人士宣布，我们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享受真正的公民自由权。我们确信我们的富有活力的民主制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健全的制度。世界任何地区出现任何形式之极权主义都足以构成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坚信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能经受考验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霍布金的最后一次走动，他在演说回家以后就卧床不起了。本来预定10月份要去英国牛津大学接受名誉博土学位，现在也只好要求延期了。

他的大儿子罗伯特来看他，见他奄奄一息，大为吃惊，乃上白宫找杜鲁门说：“请你救一救我爸爸。”杜鲁门说：“我该怎样做呢?”罗伯特说：“我爸爸曾几次濒于死亡，但当罗斯福总统给他任务时，他就会一跃而起，击退病魔。所以我现在请你也给他一项紧急任务，他会振奋而起，或许能得生机。”杜鲁门答应考虑这个建议。但等罗伯特回到家中时，霍布金已快要断气了。他临终时对儿子说：“要热爱美国，热爱美国的民主制度。我年轻时曾有激进思想，以为苏联可能比美国先进，但以后的亲身体会使我了解到俄国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我说的落后不是指经济建设，而是指精神建设。俄国人没有自由，每个俄国人都担惊受怕，这绝不是人们所喜爱的制度。”

1946年1月29日，霍布金停止呼吸。人们事后在他的乱七八糟的文件中，找到了一篇论美苏关系的稿子，其文曰：

在未来岁月中，关于苏联的最大之谜将是俄国领导人对推广共产主义的政策方针。有各种迹象表明，苏联政府愈来愈具民族主义色彩。他们力求保证他们边界之安全而勿受不友好国家之攻击，就这个目标而言，我是不会反对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从长期来看，美苏关系之障碍倒不在于意识形态之矛盾，也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矛盾，而在于对人权自由的看法的矛盾。在我们所理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上，我们与俄国人竟毫无共同的语言。美国人民不仅希望他们本身享受自由，而且希望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享有自由，当一个美国人看到任何不能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受不了的。美国人不在乎俄国人搞什么主义，但他们不能眼看人家连讲话的自由也没有。

还有一段稿子是论及中国的：

假如有一个什么国家将在今后100年内最吸引美国的关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击败日本之后，中国势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倒不是说它马上能成为强国，这还需要很多时间。我们希望中国将出现统一的局面。

美国一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此，美国在中国的记录是清白的。今后也将保持清白。而美国是最能帮助中国的国家。在中国，统治阶层与广大群众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十分惊人的。不搞土地改革是不行的。我们盼望中国领导人能好自为之。

正是：

艾州有穷士，进出白宫门。

功成尽瘁日，债务二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