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同意史迪威训练军队，但两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史迪威的目的是打日本人，蒋介石的目的却是积蓄力量以便与中国共产党一决雌雄。因此，当史迪威训练就绪，要求进击时，蒋介石就加以阻挠，提出了条件说：“必须由英国人在南缅做牵制活动，中国军队才能进攻北缅。”蒋介石的这个条件倒也符合史迪威的口味。所以他们俩人就共同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要求，丘吉尔表示英国愿意考虑在安德曼岛采取海军行动以吸引、部分日军之兵力，但他又避免把话说死。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在回国途中顺便到印度兰姆伽检阅了远征军，又去拜见了印度圣雄甘地，甘地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英国人是绝不会考虑印度人或中国人的利益的。”

甘地的话果真不错。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完开罗会议后就径往德黑兰开苏、美、英三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丘吉尔意识到斯大林已同意在打败希特勒后立即出兵打日本。这就意味着：英国可以坐待日本投降，自动地去收回缅甸，不必让中国这支外来力量侵入缅甸。所以丘吉尔决定放弃安德曼方案。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大为诧异，说道：“我们对蒋已有许诺，如无重大理由，不能随意取消两栖作战。”但丘吉尔却厚着脸皮说：“我对蒋介石从来没有做过南缅水陆夹攻的承诺。”

蒋介石获悉丘吉尔变卦的消息后，立即要求史迪威暂时停止进军。但史迪威认为当前形势大好，正是消灭日军的最佳时机。他根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中国传统，召集他手下的两名主要将领孙立人和廖耀湘，告诉他们他已决定按原计划进击，并对他俩说：“上次缅甸战役蒋委员长直接发命令指挥我手下的将领，结果之惨，你们是知道的。如果他这次仍然那样做，那我们就会功败垂成。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为了迅速地打通这条通往中国之路，我希望你们要坚决支持我的作战计划。我们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一切考虑必须以作战胜利为目标。”

为了向中国人表示他的大公无私，史迪威还特意把他的两名女婿调到了远征军来，跟中国人共同向日军作战。他又一次把孙立人和廖耀湘召来说：“这次作战我们要做出牺牲，才能取得胜利。我的目的是取得胜利而不是要把中国人拿出去送死。但作战免不了有死亡，这是谁也不能保险的。为了表明我并不是有意只叫中国人去牺牲，所以我特别把我女婿叫了来，我们是同生共死，一律平等。这叫做在战争面前人人平等。我希望能获得大家的谅解。”孙立人和廖耀湘大为感动，当场起誓决心不怕牺牲，打好这一仗。

在行军过程中，史迪威很少待在司令部。他多半的时间是走在下层士兵中间，与他们共同吃饭，共同聊天，中国士兵们亲切地称他为老先生。他们说：“老先生，你不用操心，我们不会让你丢脸，也不会让我们中国人丢脸。”

但正当大军前进之际，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缅甸方面军总部为截断驻印军前线部队后方补给，集中了5个师以上的兵力，沿1942年英军退却的那条公路，直接进攻印度东北军事重镇英伐尔。英伐尔以北90公里就是加尔加答至雷多空运基地的铁路干线，而且距雷多空运基地也很近。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攻至英伐尔城郊，不仅震动驻印英军，而且震动全印。所谓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顿更是慌作一团，集中英国驻东南亚全部空军，全部装甲，抽调了几乎可以抽调的步兵师(约20个师)，才把日本人阻住，然后稳定下来成胶着状态。日本军队久攻不下，而又时逢大雨，无法补给，乃被迫撤退。英军惨胜，但它已没有追击之能力。

当日军猛攻英伐尔时，史迪威手下的中国将领开始动摇，他们打算，万一日军攻下英伐尔，中国军队应立即翻过喜马拉雅山退入西康境内。日本前线军队也大肆宣传，要把中国远征军困死于野人山，并且还要活捉史迪威。蒋介石也沉不住气，来电要求停止向密支那前进，以求保持安全之退路。

史迪威分析情况，认为现在更应加速向密支那推进。他再一次找孙立人、廖耀湘谈话，稳定军心。史迪威说：“蒋委员长受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影响，只怕退路被截断，这是没有出息的想法。眼睛不能总是看后面。蒋委员长以为日本人集中力量进攻英伐尔，对我们的后路将造成莫大的危险。我则认为日本人的这场进攻，对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首先，这迫使那本来不准备打仗的蒙巴顿不能不拼全力去与日本人作战。其次，日本在缅甸的主力打击方向没有指向远征军，使我们避开了一次猛烈的冲击，这对我们是一件大好事。现在已不是1942年日本直下新加坡、缅甸的形势了。在印度的英国人已获得了喘息与准备的机会，他们这一次决心保护印度，必须首先在英伐尔站住脚。他们空军占压倒优势，有那样多的战车、重炮与步兵师，后方交通又如此便利。而日本在缅甸仅靠一条临时的军用公路，又不能从空中补给第一线的兵团，日军显然处于劣势。现在英国人已在英伐尔城郊站住脚跟，在英国这样火力杀伤之下，日本人纵然攻击精神旺盛，也经受不起时日较长的消耗。这一切，正为我军提供一个空前的良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正应当抓住时机，乘虚直捣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