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只是沿着巴金老人二十年前所指的出路向前走了一步。哪怕再过一百年，要彻底摆脱文革后遗症，最有效的办法，也还只有“全民共忏悔”。当然忏悔只是一种态度，不能替代思想，便在目前，它是将文革病毒隔离起来，阻止其继续传播的惟一有效的办法。前些时曾经有过余杰对余秋雨的直击，话题的核心是身陷文革中的余秋雨为何不忏悔。以我对文革的认识，余杰的这番话如果不只是就某件事来针对某个人，思想力量会更强大一些。问题真的不在于某个人要不要忏悔，不管这个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卷入文革那大恶的旋涡，忏悔是他获得思想新生的必须前提；问题是，对于余杰所代表的一批有抱负的年轻学者，有没有力量为自己肉体所没有经历过的文革而忏悔。千万不要认为，因为自己是文革后出生的，文革的大恶就与自己没关系。

对于有着深层传统文化背景的文革大恶，仅用本民族文化精华来观照与反思的确力不从心，必须借助人类文化的其余部分的思想力量，借助与文革同时期、却避免了文革的世界文明的思想力量。作为小说作者，我看到了，文革与乔俊一、乔俊一与文革是互为因果的，我也希望《弥天》能成为记录这场大恶的载体，留给后来的更有思想力量的人，重新认识和研究，并使我们得到后人由衷的尊敬。

不久前武汉发生一件事，一位老报人写了一本与文革有关的书，习惯性地将当年一个叫“百万雄师”的组织，说成是造反派，导致一些参加过“百万雄师”的人上街游行静坐，说自己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要有关部门公开澄清。我不相信这些人当中真有所谓“青春无悔“者，如果有，那就不只是天大的悲哀了。如果说这些当年英勇善战，敢革旧文化的命的急先锋们，真的需要思想启蒙，我将必须面对比前几年因为写了《大树还小》还多十倍的诅咒。但我还是要说，那些因为文革当中的种种而“青春无悔”者，太需要思想启蒙了。

葛红兵：《弥天》触及了许多“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者常用的批判主题，它的深刻我觉得近年只有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檀香刑》可比，达到人性反思的力度，写出了中国人人性当中善良和残忍、极端的禁欲和极端的纵欲之间的二元共存关系。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但是，我也有疑惑的地方。你在批判的时候是非常有力度的，但是，在赞美的时候，表现希望的时候却似乎落入了中国人的老套子，你把希望寄托在女性身上，比如温三和与秋儿、与宛玉，宛玉救了温三和的政治性命，秋儿救了温三和的心，这种“女性乌托邦”在曹雪芹那里也有。由此，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似乎缺乏更高的渴盼与祈求，没有心灵的力量去寻找那个比“人”更高的超越者和大全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冲动，常常简单地到女性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和肉体的慰籍了事，事情到了女性那里就似乎结束了。最近听说你正在写一部有宗教内容的新长篇，不知道你对此怎么看？

刘醒龙：在我的最早记忆里，有关西方文化并让我永记不忘的一句话是：有史以来，上帝最了不起的创造惟有女人。在对女性的赞美与依恋上，东方文化从来就不逊于西方文化。毕竟我们都是来自母体，在潜意识里，只有母体是最纯洁、最安宁的地方。

很多时候，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思想的半途而废。

在最后一刻里，写作者尽一切可能地将情感留给文学，而将命运前途交付读者。这样做恰恰是最负责的写作。从思想的历史里最应当让我们铭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良心，但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自己的头脑作为民族的头脑。一个强盛的民族，是因为人人都有一个强大的头脑。

文学的不朽，并非由于她的思想深刻，而是因为她将千千万万个活跃着的思想凝聚到一起。

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宗教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正在写的新的长篇里，的确有宗教的意义贯穿其中。这又回到最初的话题，对灵魂，最有力的拷问，如果不选择文学艺术，那便是宗教。最有力的救赎，也是文学艺术和宗教。与文学一样，宗教的魅力也是因为思想的半途而废。在两个半途而废里，作为文学的前者，是为了在作品中引入最广泛的思考。作为后者的宗教，则是在思想境界里出现黑洞时，提供人性化的意识空间，使得思想出现困顿时的人，继续有船可渡，有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