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宏图这个信息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外国知识”，这里的中国人不是指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而是指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在国内的中国人。刚才我们讲的更多的是改革开放最初几年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狂热补充，以前西方的知识太贫乏了，一下子打开就觉得很新奇，整个就像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已经不再有这样普遍的狂热了，但我在国外看到不少老一代的“洋插队”，在他们身上还冻结着这种东西，就像鲁迅《野草》中所描写的那团“火的冰”一样，经常冒出来，甚至烧起来。尽管他们在西方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但他们最初的那种冲动还作为美好的印象被妥善保存着。他们人在西方，但他们对西方的整体性想象，主要还是当年在国内争取出国时培养起来的关于西方的梦想，他们到西方之后实际经历的一切，对他们关于西方社会的整体性想象，倒反而不太起什么作用。

葛红兵：我记得你从前讲过有一次从澳洲回国，身边坐着一个……

郜元宝：想起这个就很心酸。我那次从悉尼上飞机，身边坐了一个好像是来自杭州的小伙子，比我们大几岁。他出国十几年就不曾回来过，一开始在那边的餐馆打工，开始很不顺，经常和老板吵架，后来做熟练了才找到正式工作（还是在餐馆），工资也稍微高了一点，房子、汽车也都有了，也成了家。女的是上海人，岳父岳母经常来澳洲，来来回回地跑，不断地把变化中的上海和相对停止的澳洲社会作比较，显得见多识广。倒是这位老兄已经很久没有回来，只见他在飞机上一个劲地吹牛，就是如何发家之类，结果飞机上的人都不太搭理他，只有一个和他情况大致相同的中年男人跟他唱对手戏。后来飞机到了浦东机场，他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没反应过来，最后竟然自言自语反反复复地说：“这有什么好，这有什么好，华而不实，华而不实”――悉尼的机场太小太老了，浦东机场太大太新了，两者鲜明的对比，根本不符合他脑子里给中国和西方已经安排好了的想象。他受到了刺激，所以不免有些恼羞成怒。中国的现实把他当初对外国的想象无情地加以修正了。80年代初对外国的想象在现在的年轻人那里已经愈来愈少了，已经被另外一种对外国的想象填补了，但它仍然在那个时代出国的中国人身上冻结着，当他们一回来，这种想象就被融化，被否定了。对于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有些不能接受的。

王宏图：越早出去的人回来的越少，他们觉得中国永远贫穷落后，没有什么必要回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永远定格在出国的时候，80年代出去的人有的身上只带几十美元，到90年代身上带的钱就多了，有几千美元，现在都带几万美元。从留学生的生活开销也可以看出来，最初出去的人一般都是住很小的房子，住地下室，买二手的自行车，到90年代中后期，富有阶层出现，他们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他们一出去就到很贵的店买东西，可能连美国中产阶级都不舍得买，而且他们都是一次付清，比如买房子几十万美元都是一次付清的。这实际上很有趣。其实原来的老留学生和新的留学生也会产生微妙的对立关系，那些老留学生会感叹这些年轻人怎么出手这么大，一点都不知道在国外创业的艰难，乱用父母的钱。

郜元宝：这里我们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知识和想象一直在改变。

葛红兵：对，就拿我自己来说，我进入大学之后对外国的经验就面临着非常强烈的改变。比如说我进扬州师院的第一天，和外教接触，我就发现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漂亮。比如说我的外籍老师眼睛是淡蓝的，深不可测的，鼻子很直，脸很白。我潜意识中就产生了白种人比我们中国人要漂亮的感觉。

王宏图：我记得80年代吴亮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健美方面东方人别去和西方人比，去较劲，在生理条件上我们不如人家，比如体格的健美，肌肉的发达，肤色的白净。吴亮的这篇文章发在晚报上，我印象很深。当时有很多人也这么想，但是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因为怕被叫做卖国主义，民族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