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从这个角度，总的说来我觉得中国当代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比鲁迅、周作人他们要封闭一些。比如周作人在讲泰戈尔来华的时候，因为泰戈尔是个东方主义者，周作人就对中国政府和中国诗界、创作界对泰戈尔来华的热烈欢迎表示了反感，他说中国应该欢迎，甚至不希望泰戈尔访华。他的这种态度是抱着对西方世界更为开放的心态来对待的。今天的学者会反过来，像萨伊德的观点在中国的流行，包括《日本可以说不》这种书在中国的流行和宣传，西方人崇拜东方的报道等等，这种心态完全和鲁迅、周作人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当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心态更加狭隘一些。

王宏图：这一点也是和几十年的政治教育的惯性有关。我们谈了那么多美国，宣传的焦点集中到美国，但即使我们到过美国的人对美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实际上要了解一个民族，文学还是最有力的途经。比如说我们不能从布什，奥尔布莱特这样的人身上去了解美国人，而应该从梭罗、马克 吐温、福克纳、海明威和弗罗斯特等人的身上去了解。其实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复杂的多，他们表面上热情，而内心比较冷，对待工作有清教徒似的热情，同时怀有作为上帝选民的优越感。我们不能把那些政客看成美国人的代表。

郜元宝：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时候，如果撇开宗教的角度，文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仅仅集中在政治经济角度上的话，我们也许只会认识到一个没有美国人的美国，或者是只有克林顿的美国，只有布什的美国，只有比尔盖茨的美国。（葛红兵：还有好莱坞的美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