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当代知识分子在了解西方时，心态比“五四”那一代人更狭窄，宏图刚才也说到灵魂的问题，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可以追问下去，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起西方人包括韩国、日本对中国人的了解，哪个更深刻？我作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有时候会接触到美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东方学”的研究机构里制造出的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产品，还有日本人在整个大东亚的政策下面不断生产出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你只要稍微一接触，就会感到惊讶：他们怎么这么了解中国。日本人在侵华之前对东三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内地，从历史、地理、人文的角度对具体的活着的中国人的认识已经丰富到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国更是如此，而且这种认识是多方面的。美国有费正清的系统，但也有别的系统，在不同的学术传统、学术体制下面对中国的认识拼合在一起，对中国的认识相对来说就全面得多。日本也是这样的，它不仅有在侵华这个总的构思下开展对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至少日本的许多学者，他们研究中国是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也极其刻苦的。现代文学界公认的鲁迅研究，最好的是竹内好，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从这件事来讲，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不够，从灵魂的、人文的角度来讲更不够。我们能够说我们在开放、在认识西方吗？

我们在中国能不能找到一个为世界所公认的或者为我们中国自己所佩服的一个外国文学的研究专家，一个外国哲学的研究专家，或者外国的某一个人物的研究专家？他形成一个学派，形成一个从他身上看美国，看德国，看英国的窗口？我们没有找到。

葛红兵：的确没有。

王宏图：中国人在这方面以前有一点心理萎缩，总觉得我们是外国人，不如人家。其实不是这样的。语言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比如我们的中文当然要比竹内好的好，但他的鲁迅研究却不是现在的哪个中国人可以达到的。实际上我们对做学问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葛红兵：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视野还没有打开，像我接触一个学者叫罗宾逊，专门研究中国北京。他就在北京拜访了一百多个人，其中甚至包括朱文、邱华栋这样的客居北京的作家，认为他们可以代表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此外，他还拜访了很多画家，在他们的画当中看北京。如果我们去研究北京的话，根本就不会在乎朱文这些人对北京的看法，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所以说我们视野的狭窄导致了我们看外国问题的狭窄。

王宏图：我觉得这个学问出不来和这几十年对知识界的摧残很有关系。在过去，比如清朝的戴震研究楚辞，当时他很穷，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要好多了，但我们现在就搞不出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固然有很多迂腐的东西，但他们有一股气，而且那种完整的生活世界是有意义的。20世纪以后，意义世界破裂了，经过50年代的摧残元气大伤，到现在实际上还没恢复过来，且不说超拔的精神品格，连一般的精神品格都没有了。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学的管理方式，科研方式过分急功近利，让人完全变成一种功利性的动物，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形之下会有真正触及灵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