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上述任何一种断语，都未能渗入德莱叶作品的顽固内核。得出上述结论的前提，是把德莱叶的作品视作一个封闭的、内在连贯的整体，然而因此却忽略了它们制造的、不合逻辑的迷幻感。我们必须得承认，德莱叶的叙事总是带来迷幻与眩晕—谁能说清《吸血鬼》里发生的故事？谁能解释《愤怒之日》里的超自然力量？还有《诺言》最后英格奇迹般的复活？若抛开叙事，就形式而言，德莱叶的电影也常让人深感迷惑—肖像画般安宁端庄的构图和画面，过分细致繁复的室内装饰，庄严肃穆的表演方式，等等。因此，对于德莱叶电影的抽象解读本质上成了一种简单化的策略，把所有这些细节混成了一团。唯美派意识到德莱叶在形式上不合寻常之处，但他们武断地将此归结于矫饰。人道派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解释德莱叶电影中的诸多细节，却难免滑入诡辩。《吸血鬼》与《诺言》中微妙的镜头运动可有心理暗示？《盖特尔德》中变幻的灯光可曾透露了女主角的心境？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圣女贞德受难记》里倾斜的画面和特写，它们可能有的象征意义？若我们试图发掘所谓的“心理真实”，那么《吸血鬼》中摄影机的运动轨迹勾勒了“大卫·格雷的思维迷宫”，《圣女贞德受难记》里纯白的背景则昭示了贞德的纯粹与贞洁[1]—这般司空见惯的“解读”过分执著于意义之阐释，却忽略了对于影像细节的甄别。当然，通过这样的解读，德莱叶的电影可以显得不再“生涩”，仿佛它们被驯化，被纳入现成的评论系统中。

在这陈腐的系统里，德莱叶无疑被“洗劫”了。诚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我们不该片面追求文本的“整体意义”而抹杀它的特色：“切忌封闭的逻辑与阐释，忌轻率总结终极意义，而应放眼更大的范围探寻文本的可能性。”[2] 若我们总在宗教或心理学的世界里兜圈子，对于德莱叶的解读终将沦于枯燥。在我看来，德莱叶的趣味与故事主旨无关，更多来自其作品形式本身，甚至来自感官体验。他晚期的作品完全是对传统叙事的一次次倔犟抵抗—《吸血鬼》中流动的画面非但不是对主人公心理的揭示，正相反，它们推波助澜地制造无解的迷境；《圣女贞德受难记》的所有画面都是反现实的，它们根本上超脱于现实，是抽象的；在《神谴之日》、《诺言》和《盖特尔德》中，迟缓的节奏并非剧情需要，这种迟缓，以及因此造成的近乎凝滞的时间和空间，游离了叙事，并使得故事和人物游离了时代，造成一种真空感。也许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我们才能对德莱叶的电影有更具象的认识。若放弃预设意义，德莱叶的电影带来的更多是谜题：影像之谜，阐释之谜，它们也许和谐相处，也许彼此冲撞，但难以被轻易驯服。我们得承认，德莱叶比我们跑得更快，他颠覆了传统的审美，在革新的艺术面前，传统的阐释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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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论〈圣女贞德受难记〉》中持相似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说，本书是对在前作基础上的深入和超越。

[2]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 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