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刚刚开始，它必然会由于各省军队投靠而膨胀，而这些军队在政治上是十分不成熟的。据掌握的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断，军官都是资产阶级地主子弟或是倾向于他们的人。看来，在中国革命区域中，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危险相当严重；绝对不能说这种担心是空穴来风。在当前条件下，

最有效地防止这种危险的措施，就是从

最大的工人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建立苏维埃士兵分部。

4不言而喻，建立苏维埃应该仔细考虑，让它们适合所有阶级、地方以及其他的条件和特点，不让这里或那里的反动分子意外获胜，不在军队里造成震荡等。但一切都表明，通过建立中国居民中劳动者和受剥削群众的苏维埃来真正巩固占领区域的任务，再也不能拖延了。

5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和将能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以改良的方式，在有地主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地方，则以革命的方式。

6现在还在百般劝说叛徒和叛逃者，尤其是对将军们。在基层建立苏维埃，有助于急剧改变这个制度。没有对军阀、匪首、无数的将军和匪帮的严厉镇压，在连年的内战后，就不能在中国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如果不在基层为严厉的镇压建立牢固的支柱的话，这种镇压就无从谈起。这样的支柱只能是无产者、士兵、贫民代表苏维埃。

7不言而喻，这些苏维埃应该成为和将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或是地方政权机关。

8现在，在现有的条件下，在该地区事实上与革命共进的、支持它的所有居民阶层和集团都能入选苏维埃。这一方面能暴露出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和它的罢工的态度，另一方面能暴露出它们对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政治合作像政治划分一样，是根据阶级斗争的主线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国民党人为的组织公式（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和商人占三分之二，等等）。

9我在这里不提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我认为，苏维埃体制有助于在最短的时期内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苏维埃体制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民主统一的工具。在这个时期内，苏维埃将不是一个政党专政下的苏维埃，而是在几个政党联盟领导下的苏维埃，会反映出它们的不可避免的内部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变动等。国民党以俄国经验为依据，建立一党专政，即国民党自己的专政，让共产党完全服从它的企图，实质上是反革命企图，必将从中分化出法西斯主义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但在中国，事关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应该保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充分自由，因而也保证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共产党的充分独立。没有无产阶级与城乡底层群众紧密长期的、不断深化的合作，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这种合作将通过作为政党联盟、作为工人代表对非党代表施加影响等的苏维埃实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31日

于加格拉

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译自Архив Троцкого，т 1，стр 44—56，составлен Фельстинским，издан Харьков“ОКО”1999 г。

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1927年3月18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的社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折不扣的嘲弄。对这篇文章只能如此界定：右倾孟什维主义在革命问题上最糟糕的表现。

文章的出发点是，“当前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党的状况、作为领导中国南方的政党——国民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第4页）。这样，核心问题不是在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唤醒和联合数百万工人，把农民、手工业贫民的运动引入轨道；不是深化共产党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深化无产阶级为争取对数百万一贫如洗的群众的影响的斗争，不，“问题的核心”（！）是国民党的状况，即该党的组织，据官方统计，它共计30万党员，其中有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自由派商人，还有部分工人农民。文章说：“对一个政党来说，30万党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可悲的议会评价！如果这30万党员有此前阶级斗争的经验，经历了领导无产阶级罢工和农民运动的考验，那么更少的党员也能在革命的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阶段成功地领导它。但这30万党员中多数是上层个别招募的结果。我们在此看到的是民族自由派或立宪民主党人与左派社会革命人的联合，其中掺杂着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其政治学习期注定要服从资产阶级民族组织的纪律，甚至服从它的思想。

文章接着说：“从中国革命的角度，国民党的发展暴露出令人担忧的征兆”。（第4页）这些“令人担忧的征兆”是什么？原来是，政权属于国民党中派，而“中派近来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明确地向右转”。应该说，文章的全部政治界定只具有形式、议会、礼仪的性质，完全没有阶级内容。向右转，这意味着什么？国民党的“中派”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中等官员等。像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个中派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数百万工农登上舞台之后。如果无产阶级推行独立的政策，那么就会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盟友。但由于在中国没有独立的阶级政党，这样的政策根本就谈不上。

共产党员不是简单地“加入”国民党，还要服从它的纪律，甚至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在这些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派”就只能追随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后者又通过不易察觉的环节与买办，即公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随着群众斗争的激化程度，它将公然地转到后者一边。这样，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机关，它能通过上层知识分子中派让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服从根深蒂固的右派（即公然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后者一定会让国民政府服从自己。文章以“左派”在国民党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和在执行委员会上占优势为依据，但这个令人安慰的情况“没有在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政策上反映出来”。岂非咄咄怪事！但须知左派小资产者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文章、代表会议和宴会在俄国曾有宴会运动。1904年11月“解放社”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的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分子运动。在司法改革40周年的宴会上，为了预防发生革命而提出政治改革请愿书。——译注上表现出自己的左倾，而政权则交给大中资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