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国民党中“令人担忧的”的征兆是，国民党没有体现文章作者凭空杜撰的民族解放革命的纯粹理想，而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机制。对作者来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展开，没有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例外。文章继续报道说，“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感到严重不安（好漂亮的字眼！——列·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的只是资产阶级对觉醒的人民群众的恐惧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吓坏了。随着革命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基础，把自己的方法激进化，使自己的口号更加尖锐，有产者集团和阶层以及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知识分子必然会从上面分裂出去。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与资产阶级血脉相连，另一部分害怕与它破裂，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它不安”，它力图遏制后者。文章用“不安”这个委婉的词，像前面的“令人担忧的征兆”一样，讲的是阶级相互关系的尖锐化和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追求，它利用国民党作为工具，并通过它来指挥国民政府，给无产阶级套上笼头。我们何时、何地像《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那样评价过阶级关系？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什么源头？

文章建议使用什么方法来克服“令人担忧的征兆”？文章在这些问题上与去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辩论，后者承认，对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共产党来说，必须与国民党建立联盟。文章反驳这个观点。它还反驳在国民党内组织作为共产党盟友的左派集团的建议。它教导说，不，任务在于“保障整个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问题的解决十分简单。当工人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农民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而试图驱逐地主时，需要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保障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而这个党是一个联合体：部分是遭受罢工之苦的资产阶级、部分是遭受土地运动之苦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方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是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

就是这个国民党应该接受“坚定的左派方向”。这个“坚定的左派方向”应该表现何种阶级路线？谁也不知道。怎么实现它？很简单：需要“用革命工农分子来充实它（国民党）”（第6页）。用工农充实国民党？但全部不幸在于，不了解纯粹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工农，在用自己充实国民党之前，试图利用革命稍稍充实一下自己。出于这个目的，他们组织罢工和农民暴动。而阶级机制的这些不愉快的现象妨碍国民党掌握“坚定的左派方向”。

号召罢工工人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会遭到反驳：我为什么要加入一个

建立镇压罢工的政府的党？狡猾的文章作者大概会这样回答他：加入一个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党，你将能推动它向左转，你将能消除“令人担忧的征兆”，你将能驱散令它“担忧”的乌云。上海罢工工人对此回答说，工人实施自己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甚至是改变政权，不是通过在一个共同的党的框架内对资产者施加个人影响，而是通过独立的阶级政党实现的。不过，上海罢工者可能表现出足够的成熟，根本就不再继续说话，而是对交谈者完全失望，不再理睬他。

接下来，文章摘引了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他在1926年12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国民党已经死亡，腐朽，共产党员没必要留在腐朽的尸体的手中。文章就此说道：“这位同志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特别是各省权力机构近期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展开革命斗争。”（第7页）

文章作者的颖悟着实令人惊讶。当中国共产党员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来说已经死亡时，他“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近来枪杀了几个罢工工人。“显然”！当然，有“令人担忧的”征兆，“但如果不把国民党看成是腐朽的尸体的话，这个危险是可以防止的”（第7页）。原来，全部问题都在于怎么看待国民党。阶级和它们的政党，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们。国民党不是尸体，它只是病了。什么病？缺少革命工农的血液。需要共产党促成“输送这种血液”等。总之，需要新近十分流行的输血，但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的输血。

但须知其实质在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输血，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允许枪杀罢工者和革命农民。总之，在实施这个伟大的方案时，我们又碰到了同一个困难，即阶级斗争。文章的全部实质是它想以经济、理智和合理的途径让中国革命回避阶级斗争。一句话，用孟什维克的方法，而且是他们最衰败时期的方法。这篇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机关刊物上，而这个国际是通过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创立的。

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他们不参加国民政府和它的地方机构。他们本来可以在内部推动政府向左转，阻止它对群众的错误行动的，等等等等。过去的全部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都白费了。革命领导的权威完全在国民党一边，而对工人施加暴力的责任则应该落在共产党人的头上。在国民党内，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员无力对数百万之众的群众宣布在内外政策上的独立路线。但工人有权利对共产党员提出指责，说他们在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行动中是共谋犯，特别是在他们参加国民政府的情况下。

尽管有工人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如果共产党员应该像以前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部分，作为软弱的附庸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国民政府，那时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因为与其在革命时代——正是在这时应该用鲜血巩固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创造能够在几十年中起作用的伟大传统——玷污共产党，还不如干脆就不创建它。

文章阐述了在其衰败时期的右派孟什维主义精神的漂亮纲领，并用最新的精神来修复它，用中国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前提来安慰它。同时，对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景无条件地、直接地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未置一词。只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协助下，才能把4亿之众分散、赤贫、落后的农民经济装上拖船，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在广泛建立的世界商品交换和外来的直接技术组织帮助的基础上，把它带到社会主义阶段。认为没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之前，中国就能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这与我们的作者无关。他只是对中国许诺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是对它所承受的侮辱，也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没有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屈辱无权状况的褒奖。

事实上，应该怎样提出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对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明，在经济上，中国没有独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前提；今天在国民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哪怕是彻底胜利，其结果也只能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