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不可或缺的温伯格”组建总统商务委员会，美国各地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商界领袖，获邀与总统及其经济方面的工作人员，开会讨论有关打破大萧条坚冰的各种观点。商界领袖欢迎得到这种机会向政府解释自己的观点，他们担心这届美国政府会变得过度社会化。温伯格在这些会议召开前后，成了迎来送往的“看门人”，并且如果有人要找政府解决工商或金融方面的问题，要接近政府官员，温伯格又成了他们最先要找的人。但他并没有就此打住。为了创造就业和增加经济活动，不计其数的政府新机构得以设立起来，其中很多重要的政府官员职位必须让富有经验的商界管理人员来担任，温伯格便成了这些职位不可或缺的猎头。不久之后，他又帮助一些公司寻找董事会成员或经营管理人员，他们必须知道如何疏通众多有影响力和可资利用的渠道。温伯格并未乘机利用这些机会，逼迫什么人与高盛公司做生意——虽然市场上交易不多，而且，高盛公司仍在恢复之中——所以，商界领导人并不认为他是个乘机自肥的人。相反，他倒是很有用处。

温伯格心里明白，若要与这些人保持良好关系，在他们咨询的时候，必须拿得出质量非常高的建议，于是，他设法确保高盛公司里有一些聪颖，表达能力良好，外表又体面的年轻人，他们必须学业成绩最优，能帮助他研究企业（或任何其他的东西），写出很有专业水准的分析或报告。他开始在商学院，特别是哈佛商学院寻找这样的人。1967年，他庆祝自己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已届60年，《纽约时报》称他为“华尔街先生”，这时他已培养了100余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大概从1935年以来平均每年有3人得到了他的教诲。

当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温伯格响应号召，协助政府招募企业家和金融家在政府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战时工业生产局的副局长，渐渐便有了一个知名的绰号，叫做“抓壮丁的人”，因为他总有办法找到高端人士，为战时国家的民用事业出力。朝鲜战争时期，他又承担了同样的重任。到1950年时，温伯格对于杜鲁门政府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他还是商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他认识每个人，所以如果你需要结识什么人，或者吸引谁到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或者填补一个高层经理职位，他是你首先要找的一个人。温伯格意识到这是他的“比较优势”，于是和每个人保持密切联络，用自己的人研究谁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用处，并总是认真地对待他人的求助，就像在做着公司分派的任务一样。他的声誉不久便使他受邀参加一些公司的董事会，在那些公司任职，像他那样出身卑微的人本是不可能期望的。不论在哪家董事会担任董事，他总是使用哈佛商学院毕业的聪明同事，让他们研究每项提议或备选方案，为他参加每次董事会议作好充足准备。他平时很讨人喜欢，幽默风趣，心情放松，可是，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对于为之服务的公司，他总是非常忠实的支持者，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只消费它们生产的产品。他的行为几乎始终符合人人心目中理想的公司董事人选：他参与公司决策准备得很充分，提供的建议很有价值，你有问题时又能仰仗他提供帮助。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温伯格每年要参加200余次董事会议或公司会议。对于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说，他的作用又比其他人更进一步，还可以为他们的竞选活动帮助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