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女人来取悦自己、又希望她能成为真正伴侣（companionship）的男人。做伴侣意味着男女关系的深刻改变，而这会令一些中国男性不安。在对中美两国女子反复比较之后，张总结道：“我认为美国女子是现代进化的产物，而她们的中国姐妹是四千年美德的积淀。前者的漂亮和健康使之成为愉悦的伴侣，后者的耐心与可靠使之成为忠实的妻子。”[1]

留学生的另一个关心热点是美国婚姻习俗，这方面的评论同样显示出他们的矛盾心理。20世纪头几十年，美国的家庭和婚姻正处在动荡变化中，这表现在离婚率的上升和受过教育的女性推迟结婚或终身不嫁。

美国的情形为马寅初和张承酉提供了思考中国婚姻制度的参照。马寅初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5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校长。[2]时为哥大学生的马寅初指出，在中国，婚姻的当事人不能参与伴侣的选择，这让婚姻像一场赌博，往往导致婚后夫妻间缺乏感情。但同时他不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自由恋爱。他问道，在美国有多少声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最后以离婚告终？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各自会出现的问题、把婚姻当做稳定社会的基础，父母和年轻人应当一道参与婚姻伴侣的选择。[3]

张承酉对美国的情形有更多的正面评价，但他也有在中美习俗之间寻找中间路线的倾向。[4]他说中国父母在为子女作决定时常有个人利益算计，从而导致大多数婚姻的不幸福。如果年轻人在结婚之前有机会彼此了解，结婚后就更可能相依为伴。他很赞赏美国年轻人的独立精神，他们通常有了经济能力之后才建立家庭，婚后很少和父母住在一起。相反，中国人却愿意待在大家庭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婚后继续依赖父母也不觉得羞耻。他还注意到，美国人能够接受女子再婚，这比中国强迫寡妇保持贞洁更为开明和人道。他举美国总统威尔逊第二任妻子是寡妇为例，赞扬美国公众的慷慨接纳。但是事物总有两面。美国夫妻间的小争吵就可能导致离婚，而通过离异寻求经济利益的也不少见。他认为离婚是文明国家“最不文明”的现象，而这一问题已积重难返。过高比例的单身人口也让他感到不安。他认为是妇女享受高等教育造成了如此多的独身女性。他得出结论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平等”、“自由”带来的弊病。[5]为了平衡中国的完全缺乏自由和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他提出中国应当允许两性间的自由交往，年轻人在选择对象时应有发言权，但也要尊重父母的意见。此外，一定不能鼓励离婚。

马寅初和张承酉都坚决反对离婚，都认为婚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他们两人还都表示了对感情的不信任，认为它会随着时间变化，不能作为婚姻的唯一根据。他们因此不同意给青年人以完全的自由，以免他们被感情所误导。在他们写文章的1915年左右，离婚尚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问题。不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许多年轻人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没有爱情的婚约和婚姻，离婚遂成为切实和紧迫的问题。[6]对包办婚姻应当怎么办？与他人为你选择的女子离婚道德吗？在婚姻问题上，究竟什么是道德的？中国青年人包括留美男学生们越来越多地面临这些问题。

挣脱旧枷锁

1904年当16岁的顾维钧动身去美国的时候，他脑子里没想过他是订了婚的人。婚事是父母做的主，为的是报答女方的父亲、一位名医。虽然此时“新式婚姻”已经开始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出现，但流行的做法仍然是父母为子女包办，一般并不征求孩子的意见。订婚是两个家庭联姻的第一步，毁约将损害两家的声誉。

现有的关于1900—1914年间赴美留学男生的资料显示，在他们离开中国时只有三分之一弱的人已成家[7]，其余的多半已经订了婚。从现有材料看，订婚年龄随各地风俗和个人境况而有所不同。例如，后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