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并不是唯一有兴趣观察美国社会风俗的人，其他中国留学生也都睁大了眼睛。然而由于种族和语言的障碍，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能轻易地接触美国人，而只能远远地观察他/她们。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美国女性身上。

世纪之交的美国处于一个社会和文化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体现在受高等教育和就业女性人数的迅速增长，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育率下降，以及离婚率激增。[1]另一方面，维多利亚道德仍然起着作用，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仍然有影响。到了1910年代，纯粹以家庭角色定义女性不再合时宜了[2]，体现独立精神的新式妇女开始“登上舞台”。

女人对男人总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国男学生特别对那些有高等学历的女性感兴趣。20世纪初，中国许多受过教育的男性已经接受了女子必须接受教育的观念，但如本书第四章中所指出的，他们对女子教育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些焦虑不安。女性接受教育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许多中国男人想知道的。通过观察美国女人，中国男性可以来想象中国女性——她们的生活刚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在一篇写于1914年的文章中，朱起蛰赞扬美国的女子教育，认为它成功地把传统女德移植到现代女人身上。[3]除了懂得烹调、缝纫、穿着整齐、行为得体之外，美国女子还体现了勤恳俭朴、善解人意等美德。朱把美国女子的良好行为归功于她们在女子学院受到的教育。同龄女性在一起的群体生活促成了“群德”的建立。朱起蛰认为，这为美国女子承担家务责任及创建和睦家庭做了充分准备。与此相反，中国妇女因为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失去了发展“群德”的机会。

不能或不愿看到女性受高等教育也会造成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朱起蛰把他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关于妇德的观念投射到美国女大学生身上。相比之下，一名在耶鲁读书的中国学生Kai F Mok（莫[音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为清醒。他讲述了他的美国朋友莉迪亚的故事。[4]莉迪亚是个激烈的女子参政权鼓吹者，甚至前往伦敦参加一个有关会议。在那里她遇见了未来的丈夫。结婚之后莉迪亚完全变了个人。她不仅认识到她“为妻的职责”与政治不相容，还发现“所有雌性的生物都比雄性的弱小”，因此“女人只能做男人的助手和陪伴，让男人做她的保护者”。[5]Mok显然很高兴看到莉迪亚在走了一番弯路之后，回心转意地接受家庭为女人的归宿。

与Mok不赞同莉迪亚的参政热情相反，严迪恂对他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位有类似特点的美国女子却十分欣赏。这位密歇根大学毕业生与寻常女性不同，对政治和新闻十分感兴趣，“像政治家一样热情”。她去过日本和香港，一旦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打算周游世界。听她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作为一个男子，严迪恂既感到汗颜，又受到强烈吸引。两人分手后，严渴望能找到类似的中国女子做伴侣。[6]他俩邂逅于1918年，彼时美国的“新式妇女”已使传统的家庭妇女相形见绌，同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声势在一步步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严迪恂比前两位男士更欣赏女子的独立精神并非偶然。

尽管在教育能给女人带来什么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男生们一般都认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有趣味。F.L.Chang（张[音译]）评论说：“美国女子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谈话对象。她们受过高雅艺术的熏陶，更懂得悦人之道。”[7]相比之下，照W.S.Ho（胡[音译]）的说法，她们的“东方姐妹”“在可怜地浪费时日”，既没有经过“音乐一类高雅活动的训练”，也没有“户外游戏”和“舞蹈”专长。[8]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