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非偶然的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1]此类文学主要描写痴男怨女的恋情，它的黄金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鸳鸯蝴蝶派之类的言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并非前无古人，正如夏志清指出的，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情—色”（sentimental-erotic）传统一脉相承。[2]但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出现，以及由于现代出版印刷行业的发展而大量流行，使它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它承载多重使命：既可为读者提供心灵的栖息之处[3]，也可满足某些作者的感情需求[4]。但最主要的，它表达了此前被严重压抑的中国人对爱情的渴望。中国人从未这样公开和大张旗鼓地表达对情感的追求。由于它表达的是需求，而不是实际生活经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内容往往自我重复。

旧秩序的物质、精神和心理基础虽然开始倒塌，但孔子的伦理道德并不打算轻易退出。多愁善感但又充满道德说教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反映了这一变化中的状况。保守的基调使爱情的主题变得含混，显示了时代的矛盾。蒋梦麟登船赴美的时候，他离开的正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一方面他背负着已经腐朽但仍沉重的孔家店包袱，另一方面又怀有对西方文化虚位以待的开放心态。

如果说1908年蒋梦麟还只是旁观西方人的浪漫游戏，1923年乘同一航线赴美的两个中国人则是一出浪漫戏剧中的主角了：在赴美的船上，谢冰心和吴文藻坠入爱河。[5]谢冰心、吴文藻这样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通常在思想上更为解放，行为上更为大胆。[6]此时的美国社会也在深刻变化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与中国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美国也在和刻板保守的维多利亚道德（Victorian morality）最后分手。战后来到美国的中国青年遇到与此前来的人十分不同的文化环境。渴望美好的情感来自中国人自己的需要，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浪漫爱情是一种构建的经历（constructed experience），对它的期望也须习得（learned expectations）。[7]西方——就本书来说即为美国——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发。由于美国社会本身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现代”变革，这使中国留学生的经验更为复杂和有趣。

本章将考察留学生生活中较难捕捉到的层面：两性关系、离婚、婚姻、恋爱、不同种族之间的爱情、性等。因为材料大多出自男性，我们的论述是从男人的视角出发的。虽然现有资料是片面和不充分的，我们仍然可以藉此窥见人们所不熟悉的20世纪初期中国留美学生的情感世界。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既背负着孔夫子旧伦理的重负，又渴望异性间美好的感情。作为第一代有可能掌控个人生活命运的人，这些留美学生体验到的往往不是兴奋和解放，而是紧张和焦虑。他们不但要学习如何在陌生的异国环境与女性交往，还得考虑对国内父母为自己选定的女子该怎么办。他们仔细地观察美国的女性，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现代”中国女性。有意思的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中国女性的形象归根结底是保守的，这表明许多中国男人在这个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感到的不安和不确定。

胡适与一位美国女子的恋情以及他最终选择了母亲为他定下的家乡农村女子的故事，显示了那一代人经历的浪漫与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民国时期个性解放的倡导者，胡适自由和独立的现代人格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的爱情体验造就的，虽然他的爱情最终并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