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蒋梦麟遇到了一件令他既尴尬又感兴趣的事——西方乘客在船上举行舞会。他不习惯男女混杂在一起，更不用说公然展示两性间的亲密，因此他形容看到的情景让他“最感到惊讶”[1]。但不久后他就克服了最初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在观看了数次舞会后，他开始“欣赏它的美丽”[2]。蒋梦麟能这么快接受西方人的带有性暗示的舞会，这本身就令人惊讶。

颜惠庆对蒋梦麟的开放态度应当会赞许。颜当时是中国驻美国使团的一名官员。[3]1908年，也就是蒋梦麟赴美的那一年，颜惠庆被邀请在麻省阿什本海姆（Ashburnham）举行的中国留美学生夏季年会上讲话。颜本人也曾是留美学生。他对到场的年轻人说，你们应当通过“旅行”、“交美国朋友”、“去教堂或剧院”等方式，考察“西方人的生活、活动和生存的方式”[4]。他希望大家留意“美国人的家庭”，“特别是女子的地位”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并向学生们发问：“什么是关于婚姻最好的观念？”在讲话末尾，他郑重地说：“美国生活各方面有很多可供我们国家吸取和采纳的东西”，“我们的任务是要像学习书本那样认真地学习它们”。[5]

此前约三十年，在19世纪80年代初，颜惠庆要大家体验的“东西”给“留美幼童”[此时他们已成为青年人]找了麻烦。保守的学生监督官员惊慌地发现，他们管理的学生越来越“美国化”了——去教堂，约会美国女孩，行为举止“不像中国人了”。官员们认为学生们的做法是对中华文明的背离，于是不断向北京发出负面的报告。在幼童们“美国化”问题上，留美学生副监督容闳难辞其咎，特别是他娶了美国女人玛丽·凯洛格（Mary L.Kellogg）为妻。而此时美国出现了排华浪潮，这导致美国政府从原来同意让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军事院校的立场后撤，再加上对留美幼童的负面印象，这便是清政府1881年提前撤回全部学生的两个最重要的背景。[6]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第二波留学生潮涌向美国时，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特别是住在通商口岸的人，对西方文化已经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7]同时，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社会风俗包括婚姻习俗进行批判性反思。在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一些青年男子开始挑战陈旧的包办婚姻，自己确定择偶标准，这通常包括要求女方放足和接受现代教育。在上海、天津等地，一些大胆的夫妇开始举行中西结合的“新式”婚礼。[8]这里发生的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秩序的深重危机。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中国的旧婚姻习俗提出了挑战[9]，20世纪初女革命家秋瑾和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夫妇的态度更加激烈。其实，这一危机早在太平天国期间已在“草根”层面初见端倪，经过1890年代维新派士绅知识分子的鞭挞使之加剧，到了20世纪头几十年已经十分严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