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群体，都属“庚款留学生”。在书中，我对庚款留学（美国）在20世纪对中国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

但在考察庚款留学一事的来龙去脉时，我也指出，从根本上，它反映了中美两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正如美国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Michael Hunt所说，在是否退还超额庚款（即中国方面过多赔偿的款额）、退还多少以及如何使用该款项三个关键的问题上，美方都握有否决权。

中方并非任人摆布，弱国又何尝全无外交？梁诚代表一个弱国，办出了漂亮的外交。超额庚款最终得以退还的第一大功臣，不是胡适所说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而是1903—1907年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可圈可点的是，梁诚本人为1870年代赴美留学的百余名“幼童”之一。他20世纪初在驻美公使任上为退还超额庚款所做的不懈努力，助成了又一波留学美国浪潮的到来。在今天的中国，容闳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梁诚。他的故事可以揭示出许多事情。

如今人们爱用“博弈”一词。庚款留学是弱国（中）与强国（美）之间的博弈；同时，博弈也在中方和美方内部进行。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包括梁诚在内的很有意思的人物。这一段历史，是一个起伏曲折、发人深省的好故事。

令人感慨的是，时隔百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一部专著，在认真爬梳中美两国大量外交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都早已开放）的基础上，综合双方材料，将其放在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重背景下，把庚子赔款办学的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分析透彻。

其实，光是就百年以来直至今日，在庚款留学一事上，中美双方官方、民间、学术、媒体的种种说法，就值得好好作一篇文章，它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超出庚款留学本身的事。

为了写这篇小文，我浏览了一下国内近年来在“庚款兴学”问题上的书籍和文章，感触良多。我注意到一种倾向，即在充分肯定庚款兴学对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往往轻描淡写庚款留学背后中美两国根本性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当时列强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竞争等地缘政治因素对美国退还超额庚款的影响。

曾经，我们指责庚款留学是美国的“文化侵略”，一笔抹煞庚款兴学对中国现代化多方面的贡献；今天，又出现了一味颂扬“友邦亲善”的声音。

当年我在查材料时，曾在一份留学生刊物上反复看到几个字：知耻而后勇。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在一份英文出版物上，几乎每期都要印上这几个中文字？今天再来琢磨，我有些明白了。

庚款留学的“底色”是耻。当时的人们感受真切。

我们在审视历史时，怎样才能尽可能重构当年场景（contextualization），不被“当下”（the present）的立场和感情所裹挟？怎样才能避免不是遮蔽、淡化或扭曲这一面，就是遮蔽、淡化或扭曲那一面？历史有没有自己相对独立于当下的尊严？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成了“显学”：官方的，民间的，专业的，业余的，网下的，网上的，一派“齐放”“争鸣”景象。我在这里提出上述问题，不仅和庚款留学研究有关，也是与众多爱好历史的朋友共同思索。

这本书的底子是我在耶鲁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主要的资料是80年代收集的，也有一部分收集于90年代。今天，国内外学者们又挖掘出了很多新材料。我这部书，算是不断前行的学术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吧。

这里写下的是感想式的话，有些拉杂。正文在后面。我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叶维丽   

2011年秋，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