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治不是第一个被白种女人吸引的受过教育的中国男人。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容闳与玛丽·凯洛格的婚姻已开了先河，后来又有一些在西方国家学习的中国男性尾随其后，一时间，“国际婚姻”成为时尚[1]，令中国有关部门不悦。“赴东[日本]西方的放洋学生常与当地外国女子成婚”使清政府教育部倍感不安，遂于1910年颁布了一项规定，禁止这种做法。[2]1918年民国教育部也决定，对于那些与外国人通婚的中国留学生，政府将停止资助，理由是“与外族人结婚会引起很多问题，政府资助的学生尤不应有此举”[3]。政府虽持此立场，但颁布的条令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中国留学生内部也有人反对异族通婚。1914年马寅初翻译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的讲话。该教授反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跨种族婚姻，理由是这会降低种族的纯度。马寅初在翻译的脚注中支持这位教授的意见，称其“符合社会学原则”[4]。十多年后潘光旦也对异族通婚表示反对。他虽承认异族通婚不会引起“生物学”问题，但认为中国社会无力处置异族通婚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因此不应使一个穷于应付过渡期种种难题国家的生活更趋于“复杂化”。[5]

虽说双方都怀有种族偏见，但作为一个被公开歧视的种族的成员，中国人发现他们与美国人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这一时期美国有14个州立法禁止白人与中国人或“蒙古人种”（Mongolians）通婚。[6]种族歧视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接触，更不用说男女之间亲密的关系。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在科罗拉多学院读书的闻一多因目睹毕业典礼上美国女学生不愿和中国男学生并肩行走而深感屈辱，他因此转学纽约。[7]

在不利的环境下建立跨种族的婚姻并使之长久需要来自双方的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中国厦门的Tiam Hock Frankling[8] (下文称之为“T”)和密歇根州安阿伯（Ann Arbor）的梅·沃特金丝（Mae Watkins，下文称之为“梅”）的故事是很好的例子。关于他们，我们手头有两个版本，这使他们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一个版本的依据是他们之间的通信与梅和父母的通信；另一个是《亚洲》（Asia）杂志的长篇连载文章《我的中国婚姻》（“My Chinese Marriage”），是由凯瑟琳娜·波特（Katherine Porter）根据梅·沃特金丝的手稿编写的。由于没有找到梅的原始手稿，我们无法得知该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波特自己的想法。[9]对照阅读两个版本、特别是在两个年轻人如何坠入爱河上的不同说法，是很有意思的。

梅与T相遇在1907年，两人都在安阿伯的一所中学读书[10]，梅17岁，是一个苏格兰—爱尔兰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T 19岁，来自中国福建省一个有钱的商人家庭。不久两人产生感情。梅的父母建议他们分开一年看看，以确信彼此有真正的感情。T于是转学到另一个城镇的中学。在分开的日子里，二人确立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