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通信中T说，他相信“两人完全理解和彼此相爱”[1]，并称“我最亲爱的，毫无疑问，我整个身心被你吸引”[2]。梅的回答简短而肯定：“Tiam,我爱你。”[3]他们的爱情使梅的亲戚朋友们感到不安。在写给有保留意见的姨妈的信中，梅说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对T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4]幸运的是，梅的父母是开明的，他们没有禁止女儿与一位中国男子相爱。

从梅的信中我们看不到她对中国人存有种族偏见。相反，她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在《我的中国婚姻》一书中，玛格丽特（梅的化名）在开始的时候怀有很强烈的种族偏见，不把梁詹金（Chan-king Liang，T的化名）看成“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玛格丽特在詹金面前总得提醒自己“说话不要脱口而出”，否则“会暴露我对中国的真实想法”。[5]最终是詹金的聪明和魅力使玛格丽特“因为个人而不见了种族”，两人开始了约会。他们的爱情在周围人中引起的敌意“唤醒”了玛格丽特“潜在的母性温柔”，她最后给了詹金“牺牲的奉献”，一个吻。[6]

在真实的生活中，T于1910年秋季进入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一年后梅考取了同一所大学的文理艺术系。这时T收到他父母的来信，提醒他对国内未婚妻的义务，要他断绝与美国女子的关系。T拒绝照父母的话去做，结果家里不再给他来信，也不再汇钱。T只能自力更生地完成法律学业。

T和梅决定毕业后结婚，这一计划让他们更加孤立。由于梅的怀孕，他们提前于1912年秋举行婚礼。婚礼的第二天，新婚夫妇发现他们的私事竟成了当地报纸的头版新闻，而且对婚礼的报道是负面的。为了抗议对他们私人生活的干涉和纠正视听，T给地方报纸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质问道：“说到底，我们的婚姻——它得到圣经和国家法律的确认、父母的同意，以及出席婚礼人士的认可——是不是我们的私事？”[7]他还提供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任何有意就此事进行讨论的人直接和他联系。T和梅无法继续在密歇根大学学习，T转学去底特律法学院，同时在当地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养活自己。梅住在父母家，等待孩子出生。

1913年夏天，T获得了学位并于同年冬天回国。不久梅和新生的孩子也来到中国。T先是在上海教英文，后来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一度梅在一所女子中学教授英文。这个经历使她“觉得自己又变得聪明了，有些成就感了”[8]。

最终，T与他的家庭和解。在几次回家乡厦门探望的过程中，梅发现自己对T的父母很有好感，同时她也努力做得像个中国人的长媳（T是家中的长子），可惜她与T的家人只能通过“手势”交流。

也许是为了能够回到美国，1918年左右T决定谋求外交方面的工作。那年底全家回到美国，T获得了一个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职位。此时家里又新添了两个孩子，一共五口人。T到美国后不久即患病，1919年春季去世，年仅29岁。梅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安阿伯与父母同住。也许就是在这段居丧的日子里，梅写出《我的中国婚姻》的手稿。

1918年尚在中国时，T曾与一位熟人谈起跨种族婚姻。当被问到他的婚姻是否幸福时，T答道：“我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和使我更幸福的妻子。”[9]梅在1917年写给父母的信中也谈到跨种族通婚：“我想我的经历足以让我相信世上可以有跨种族婚姻这样的事。但正如诗的艺术一样，写诗者必须是为此而生的。这样的人对其他类型的结合不会满足……在留学美国的数千中国学生中，只有少数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姑且说有两千分之一吧，有把一位外国妻子带回家的坚定意愿，以及为实行此事所必需的道德勇气和坚强意志。”[10]

T和梅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跨种族通婚如此困难。有意思的是，梅在信中只提到“外国妻子”，也就是说在她心目中如果真的出现了跨种族婚姻，那也只会发生在中国男子和美国女子之间。